诺贝尔奖的“三人行”似乎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今年分享化学奖
的三人，分别是美国的William S. Knowles、K. Barry Sharpless以及日本
的野依良治，获奖原因是他们对手性催化反应的研究。美国人的诺贝
尔奖获得者人数众多，再添两位也不稀奇。相形之下，野依良治就格
外的引人注目一些——至少对于仍在遥望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来说如此。


　　　　　　　　　图片引自野依良治教授的网站

　　有一些化合物分子，成分完全相同，但原子排列方式不同，彼此
对映，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样，称为“手性”。结构不同的分子，化学
性质也不同，比如有可能左旋分子能治病，而右旋分子不仅无用而且
有毒，两种分子互相称为“对映体”。很显然，必须把那些鱼目混珠
的东西去掉。在“不对称合成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人们只能先制取
由不同对映体分子构成的混合物，然后再想办法提纯，既费钱又容易
污染环境。

　　能不能直接制取某一对映体、省去提纯的过程呢？上述三位获奖
者研究出的氢化及氧化手性催化反应技术，就做到了这一点。这种不
对称合成技术使人们能够成功地制取较为纯净的、主要由有益对映体
分子组成的化工产品和药物，是化学合成方法的一项重大革新。这样
生产出来的“手性药物”，疗效比原来的药物大大增强。如果把两种
对映体比作人的左右手，催化剂就像是另外一只手，分别去与这两只
手相握。如下图所示，假如催化剂是右手，则右手握右手无疑比较容
易，握左手就很别扭。这样，右手性的分子产量就比左手性的要高。

图片引自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在William S. Knowles的工作的基础上，野依良治发展了手性氢化
催化技术，开发出性能更好、有害废弃物更少的催化剂，得到广泛应
用。在合成某些分子如氨基酸时，这些催化剂能使有用的对映体分子
制取率达到１００％。从８０年代初期开始，日本高砂香料工业公司
就利用这种技术生产香料薄荷醇（化学奖评委会提供的材料里特别提
到了这件事，高砂公司自然是与有荣焉）。左手性（左旋）的薄荷醇
有好闻的香味儿，右手性的则没有，野依良治与高砂公司合作，成功
地发展了只生产左手性薄荷醇的方法。目前高砂公司的薄荷醇产量居
世界之冠。

　　日本化学会毫不掩饰其兴奋的心情：就在去年，化学家白川英树
刚刚因为对导电聚合物的研究而分享诺贝尔化学奖。两年连续有会员
获奖，在日本科学界确是罕事。加上1981年因提出化学反应中的“前
线电子轨道”理论而获奖的福井谦一， 日本已经有3位科学家获化学
奖。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日本科学家是提出介子理论的
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时间是1949年。随后是1965年朝永振一郎作为量
子电动力学创立者之一获物理奖。1973年江崎玲於奈因研究半导体的
隧道效应获物理奖，他发明的隧道二极管又称“江崎二级管”。福井
谦一之后，生于日本、在京都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一直在美国做
研究的利根川进，由于对免疫球蛋白的结构研究而于1987年获得生物
学奖。再后来就是白川英树和野依良治。

　　至此，日本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已有７位——当然，利根
川进也许只算半个。当年他得奖时，日本大加庆祝。但利根川进发表
讲话说，如果他是在日本国内工作，就不可能得奖。这话令日本人十
分难堪。有好事者随即顺竿爬，指出利根得奖不是日本学术界的光荣，
倒是一种羞耻，因为它反映了日本科研体系的弊病：等级森严、论资
排辈的体系，使得年轻的研究者很难出头，不得不做着无休止的支援
工作，事事听命于掌握着大权的教授们，等待自己变老的一天。

　　不过也有人反驳说，这种僵化的机制确实不利于创新，但仅凭利
根川进一个人的得奖，还不足以下“日本学术界如何如何”的结论。
尽管灵活的机制与传统文化并不相合，但日本政府及学术界本身都意
识到了僵化的问题，努力设法革新。近年来，日本的论文产出数量和
引用数量都迅速增长。1996至2000年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文数
量占到世界总数的9.38%，其中以材料学、物理学、药理学和化学最
高。尽管所占比例与排名第一的美国（35%左右）相差甚远，但与英
国相当，基本上处于争第二的位置。

　　2000年12月，日本政府给科学界定了一个目标：在今后50年内把
诺贝尔得主人数增加到30人（或是再增加30人？我不是很清楚。但无
论哪一种，都是不易达到的目标）。学术界认为这很幼稚，因为诺贝
尔奖是一个国家的科研做得好的表现，却不宜作为直接追求的目标。
野依良治就认为这个目标“真是极其没有见识”。

　　但是，目标是否能达到，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幼稚，若没有一
点底气，是不能发这宏誓大愿的。中国内地的目标，现在还只是“在
25年内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在反省为什么诺贝尔奖出得这么
少，我们只能反省为什么根本没有。白川英树在获奖之前不甚得志，
以至于消息公布后，许多日本科学家都不知白川何许人也，这也成为
学术界遭受批评和嘲笑的理由。可我们连这种尴尬机会也没获得过。

　　如果利根川进在海外得奖在某种程序上体现了日本科研体系的弊
端，那么我们面对那些标着别国国籍的华人名字，又该说些什么？即
使出生于美国的朱棣文和丁肇中不算数，台湾的李远哲也不算数，那
么李政道、杨振宁和崔琦呢？利根川进是７人中唯一的例外，我们所
有的，却是反方面的“无一例外”。

　　因此，对“30人目标”，日本人可以认为幼稚，国际科学界、诺
贝尔奖评委会也可以认为幼稚，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只能感到挥之
不去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