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华人时常会被一些日本人问得哭笑不得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地理上，我们“一衣带水”。目前，中国人在日本的数量已超过60万人。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记者在大阪、东京等地采访了几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     

    陈洪源  诺基亚东京研究中心研发人员　在日居住近8年      

   陈洪源2000年3月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系获工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诺基亚东京研究中心工作。 

    陈洪源说，他很幸运，在东京求学没有打过工，而多数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打工打得非常辛苦。 

    进入NOKIA公司，也很幸运，工作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彼此用英语交流，因此没有感受过传说中日本企业的那种压抑，虽然公司60％的员工是日本人。日本同事给他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平日里同事之间相处很友善，偶尔也会因为南京大屠杀或者是国内的反日游行彼此进行一番辩论，但每次都会很友好地结束谈话，继续和平共处。陈洪源觉得日本新一代的年轻人对政治似乎并不如中国人所想象的那样热衷。 

    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曾经有一些日本的朋友问他，中国是否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现在能不能看到彩电？在这些日本人眼里，陈洪源来自一个封闭的、非常落后的，和朝鲜一样没有开放的国度。陈洪源说，在一些日本人的观念里，中国甚至是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没有自由的国家。“日本的民众对中国还是很不了解的，而中国人对日本也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两个国家地理上那么近，但是心理上的距离却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遥远。”陈洪源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来日本求学和工作多年，陈洪源表示他最终还是会回国发展，国内通信行业的发展势头让他看到了更多的机会。目前，他已经把小孩送回成都上学。 

　　“日本警察对中国人非常警觉”      

    PHILIP陈   导游　在日居住8年 　　 

    见到PHILIP陈是在大阪的关西机场，他是来接两位汕头商人到东京和横滨等地做商务考察的。他刚带完一批国内游客，已经十多天没有回东京的家了。 

    PHILIP陈的父母内战时从潮汕移民去新加坡，他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算是第二代移民。在新加坡大学毕业后服完兵役，他才来日本上学。他说，来日本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时，新加坡年轻人都在“哈日”，他很向往日本的繁华与现代。在日本，他念的是旅游专科，毕业后就留在日本当导游，至今已有8年了。由于会潮汕话、普通话、英语、日语，这让他做起导游来如鱼得水。起初他带的多是从香港、美国、东南亚国家的团，国内日本游开放后，他带的更多是从内地来日本旅游的客人。 

    在大阪前往东京的新干线上，PHILIP陈告诉记者，日本人和新加坡人相比，他不喜欢日本人。因为他感觉日本人礼貌得让他觉得冰冷，有时候甚至冷漠得让他无法接受。相比之下，新加坡人肠子直，非常热心。他说，在日本居住8年来，除了刚来两年，他基本对日本就没什么兴趣，在日本住了这么多年，他也不愿意拿日本护照。PHILIP陈解释说，拿日本护照会让他在华人圈子里很抬不起头，会被人指着脊梁骨骂，他还是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骄傲的，但和日本朋友一起的时候，他都要表明自己不是中国内地居民，是新加坡华人，因为他的一些朋友现在对内地来的中国人有些看法。 

    让PHILIP陈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他觉得在东京，日本警察对中国人非常警觉，时常要查中国口音的游客的护照，这让他很尴尬，“近年来的确有一些中国人因为贪心而干坏事，坏了我们国人的名声，但是大部分华人华侨还是兢兢业业，遵纪守法的”。 

    谈到中日关系近期的恶化，PHILIP陈说，这对他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今年来赴日旅游的内地客人明显比往年少了很多，而去内地旅游的日本客人减少了，他的生意比较淡。所以他希望两国的关系能够好起来。 

    尽管不是很喜欢日本人，PHILIP陈说他还会继续在日本生活，因为他自由散漫的个性也就只有日本这个地方适合他，“新加坡太按部就班了”。 

 “日本人和广州人一样很少聊政治话题” 

    董屹敏   早稻田大学学生　在日居住逾5年 　　 

    董屹敏是记者在东京采访遇到的第一位广州女孩子。 

    在他乡遇到广州的媒体，董屹敏非常开心。她告诉记者，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日本，东北和福建的留学生特别多，广州老乡则比较少。 

    1980年出生的董屹敏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高中毕业之前就没有离开过广州。之所以选择去日本留学，是因为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觉得在日本，生活会比较习惯，而且地理上距离也比较近。 

    来日本上了两年语言学校后，董屹敏考上了早稻田大学日语教育专业。她回忆说，有一天，她突然看懂了似暗语一样的日语时，她就像看到了光明，豁然开朗。 

    父母只是工薪阶层，所以董屹敏在日本一直在打工贴补家用。她现在打着两份工，一边在公司做文员，一边在料理店服务，一般到晚上10点后才能回到家里。为了有个照应和省去一笔房租，董屹敏住在东京都外的茨城县阿姨家。每天她坐车上学就得花上两个多小时。尽管竞争激烈，董屹敏经过努力还是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再加上亲戚的援助，她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在东京生活5年多，董屹敏觉得，日本人和广州人一样很少聊政治话题。日本的同学都很友善，很多人还向她学粤语，聊香港的明星和音乐。在她看来，日本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广州学习的。比如服务，日本企业的服务是非常专业化的，态度也很好。 

    5年来，董屹敏只回过广州两次。第一次是在考上了早稻田大学之后，因为她发誓在没有考上大学之前她是不回广州的。第二次是在去年夏天。她非常想念广州的桂林米粉，上下九和北京路。董屹敏说，最终她还是会回广州的，她打算在日本念完日本语社会教育的硕士课程后就回广州做一位日本语教师。 

    “在日本，灵魂没处放”      

    陈佩民   画家　在日居住17年 　　 

   70多岁的陈佩民老人是住在东京的一名画家。见到他是在东京的一个图片展上，老人开口就是东北腔，他是东北人。 

    老人是1988年随太太一起来日本的。陈太太是战时日本人在东北的遗孤，被两家中国人拉扯大。1986年陈太太赴日本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老伴可怜啊，找到妈妈后说要一起生活。我也是孤儿，难道再让她也成为孤儿？所以和老伴一起到这里。虽然我很恨这个地方，如果不是老伴，我是不会来的。” 

    老人告诉记者，初来日本最大的难关是语言，好长一段时间既听不懂别人的话，也很难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说，他和太太一直支持二战的日本战争遗孤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十几年来他太太这样的归国遗孤曾多次请愿和写信，要求日本政府出台政策，让他们回国后有依靠。 

    现在老人全家都在日本生活，如果不是因为太太和医保的问题，他肯定回国。因为日本是别人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很多人是他们东北老人恨得牙痒的。但是在日本，他这样年纪的老人生病了，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自己年纪大了，真回国一个人生活，那药费还真是不能承受。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2004年8月，已归日本国永久居住的遗孤有2300多人，连带他们的直系亲属共有9000多人回到了日本。日本政府在1994年出台的《中国残留孤儿战争支援法》规定，如果二战遗孤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则享有日本国民的基本待遇，不能工作的，则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国民年金制度。然而，日本残留孤儿即便是回国工作已达10年以上，每月也只能领取4万至5万日元的养老金。在高居世界消费水平前列的日本，这点钱根本不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支出。 

    老人倔强地告诉记者，他从不画日本题材，尽管在此居住了17年，他还是觉得他的灵魂中没有那玩意，他画不出来。2004年，老人还回哈尔滨开画展，画的全是中国的东西。 

    老人说，他很想老家，人越老就越想回家。尽管在日本，他的灵魂没有地方放，但生活起来他承认比国内要方便很多。总之，日本这个地方让他既恨又爱，也很无奈。新快报东京特派记者　刘燕红

     金羊网/新快报   2005年09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