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参议院选举即在眼前,在紧张的选举活动间隙,我采访了秋元司先生。秋元司是自民党参议院比例(全国)区支部长，32岁，是这次参议院竞选的自民党最年轻的候选人。

记者：这次竞选，你提出了在“国民知晓的政治、看得见的政治”的基础上，用年轻活力改革日本的口号。你是如何考虑的呢？

秋元：民主主义国家，民主主义的主体是国民。他们是有权者。现在的国家管理中，普通的老百姓看不见的地方、关起门来的政治的举不胜举。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实行让国民看得见、摸得着、容易理解的政治。这就需要与国民对话，推动政府的情报公开。特别是国家使用的是纳税人的税金。在进行各项公共事业时，必须增加透明性，让国民知晓。

记者：这次竞选中，你提出的“五个倍增”非常引人注目，你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秋元：这次竞选，我提出了“经济成长倍增”、“中小零星企业销售量倍增”、“少子化支援倍增”、“教养的内涵倍增”、“生活安全、安心倍增”这五个倍增计划。经济上去了，国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出生率高了，国家的未来才是明亮的。否则，就会生活不安定，走向衰亡。日本是无自然资源的国家，人力资源是最大的资源。而与信息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是当务之急。

记者：先生刚才提到的用年轻人的活力来改变日本，是否也考虑过在日外国人参政的活力呢？关于在日外国人参政的问题，也是与先生议论过的课题。先生曾多次强调入籍这一途径。但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模式，比如，外国人住民参与地方政治的模式，等等。

秋元：外国人住民参与地方政治的模式，有一个实践的事例，川崎市的模式。但是，在我看来，更可取的是在日外国人走取得日本国籍这条路。取得日本国籍，以日本人是身份，大家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在这方面，日本国籍取得的政策还要缓和，让更多生活在这一土地上有一定年份、热爱这一国土的外国人成为日本人。然后，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只要取得了日本国籍，便与日本人一样了。据最近法务省的统计，近年来，在日中国人已取得日本国籍的就有八万八千多人，他们与普通的日本人一样，具有在日本参与政治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新鲜的力量。而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来说，由于都是日本人而没有了违和感。反之，以在日外国国籍的名义的话，总是会受到各种限制，实行起来也比较困难。

记者：在日外国人除了融入主流社会外，因自身的因素，自然会在母国与日本之间进行大量的交流活动，你是如何认识这种民间交流的呢？

秋元：在日中国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日本对中国关心的人多了，去中国旅游的年轻人多了，和中国作生意的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和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会更进一步扩大。但现在的交流还不能说是充分的，在经济层面上的多，人的交流、思想的交流方面则做得远远不够。就这方面来说，交流上还存在着障碍。

记者：障碍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秋元：障碍的最大问题，还是历史的负的遗产问题以及教育问题。这需要我们双方年轻人的智慧来解决。对于我们祖辈留下的负的遗产，如何去处理好、解决好，我觉得这需要由双方共同携手来解决。在这里，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互相信任的必要的。在互尊互信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对同一问题具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这可以通过交流、议论，达到互相接近。即使不能达成统一，也可以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作为年轻人，都没有上一代的负担，大家应该一起放下重负，不要为上一代的负的遗产所羁绊，在新的起点上加强交流。对于一时无法沟通的，不妨暂时搁置争议，这有时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组织年轻人的交流。只有接触才能互相了解。

记者：说到人员的交流，特别是年轻人的交流，来日签证难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日本人去中国很容易，中国人来日本就非常不易，成为不对称现象。

秋元：来日签证确实存在着障碍。从心里讲，应该更开放一些才好。只有让中国的年轻人自己亲眼看一下日本，亲身体会一下，交流才能深化。现在的签证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是在打击伪造材料等犯罪活动中的矫枉过正。这一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也要靠两国联合一起来做的。实行健全化后，酿成信赖关系，自然会得到解决。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中国方面也一起行动起来，成立相应的机关，管理这方面的事务，实行一元化管理的话，问题的解决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记者：成立相应的机关，如民间协会之类的倒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一定向有关方面反映先生的看法。在繁忙的竞选活动中，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秋元：谢谢！请代我向全体在日中国人献上我的问候。向《日本新华侨报》的读者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