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从战火废墟中走出的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从渴望主宰自身命运到渴望成为世界的主角，在这个岛国如同海潮般激荡起落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曾改变的命题就是：面对西方世界，如何进行一场为超越而做的最彻底的学习。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东京的一家餐馆里，池田勇人(1960～1964任首相)和一群学者定期聚会。这是他的智囊班子“宏池会”的固定活动，一周一次。作为一直主管日本经济工作的重要人物，池田在吉田茂(1946～1947，1948～1954任首相)的内阁中主管大藏省，担任过通产相和经济审议厅长官，是“吉田学校”的优等生。

　　 也就在这时，年轻的经济专家下村治的见解吸引了池田勇人。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读博士的下村治就认为，日本经济有可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池田的经济智囊田村敏雄将他推荐给池田。但在写入正式政府计划的数字上，下村治和田村发生了一场论战，下村治认为增长速度应该在11%，田村则坚持在7.2%。池田在听取了他们意见之后，认为前3年(1960～1963)应该定在9%，但10年内不低于7.8%，在10年内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即翻一番。

　　 1960年7月，岸信介(1957～1960任首相)下台后，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自民党总裁。在大平正芳(1978～1980任首相)和宫泽喜一(1991～1993任首相)的建议下，1960年12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变日本经济的宏伟规划开始实施。

　　 池田勇人从岸信介“政治优先”的路线中吸取了教训。岸信介在签订美日安保条约中，被全日本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搞得灰溜溜下台。自民党的继任者清楚看到，在这时，只有把握经济优先的政策，才能巩固政权。

　　 日本经济在1955年之后出现了大规模增长的势头，从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指1955～1957年日本出现的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消费逐渐升温。从1957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家用工业品的增长率中，电视机达到47倍，电冰箱达到24倍，当时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即可买一台电视机。日本的消费时代来临。

　　 从1958年到1961年，日本经济又经历了一场长达42个月的发展高潮，这次甚至超过了之前的神武景气，日本人将它称为“岩户景气”。

　　 在这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10%以上递增。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投资迅速增长，生产大幅度增加。钢铁、机械、电力等产业部门形成了投资引发更多投资的循环过程。同时随着工资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比例下降，耐用消费品、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不断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旅行成为时尚。当时的名胜古迹到处拥挤不堪。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日本的时代潮流，日本进入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逐渐产生了“中流阶层意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它主要提出了5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而日本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实社会资本，基本任务是整顿和完善产业基础。政府在产业基础的投资额为前5年的4.2倍。

　　 此外，日本的产业结构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重大变化，重化学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日本的钢铁生产超过了西德，跃居世界第3位，汽车仅次于美国、英国、西德之后居世界第4位。到1963年，重化学工业占日本工业固定资产的比率达到60%，出口比率在1965年达到62%。此后日本建立了在经济高速增长下的重化学工业生产体系，这迅速提高了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国际地位。

　　 为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相配合，池田内阁还实施了贸易和外汇管理自由化。1955年参加关贸总协定时，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率只有16%，到1960年则达到40%。可以说，日本走向开放经济体制，是一个精密的乃至精明的过程。

　　 日本经济这一时期之所以能超高速增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美国侵越战争。作为美国的后方基地，日本为侵越美军提供了各种物资和服务，并在这一时期将经济势力渗透到东南亚。

　　 196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76亿美元，这一经济规模，大约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西德的70%、英国的78%。1966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3%，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GNP总量中排在美、德、英、法之后的第五位。1968年，也就是在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日本的GNP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从那以后，日本这个第二的位置一直保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