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麦肯锡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慈善捐款的80%以上来自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其获捐赠的 70% 都来自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国内富豪捐赠的还不到 15% 。 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仅为 1% 。而 2000年 至 2004 年美国 50 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 650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 130 亿美元。而比尔·盖茨更是将240亿美元纳入慈善基金。 　　为什么盖茨能我们不能？ 　　本报记者 屈丽丽北京报道 当戈登·摩尔扛着一根钓竿到硅谷港区钓鱼，享受宁静的晚年时光的时候，盖茨却仍然在全球为慈善事业奔波。 　　尽管在2005年，盖茨“全球首善”的头衔输给了INTEL的这位老创始人，但这种名义上的缺憾一点都不会阻止盖茨的脚步，他穿过牛群来到印度的贫民窟，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踏上非洲的某个角落，亲身前往并不惜重金，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盖茨能做到这样，而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却不能呢？到底盖茨的眼光能比我们的企业家深邃多少？心灵善良多少？还是有一股更为强大的体制力量或文化力量在驱动他呢？ 　　“美国遗产税”：不捐赠就得纳税 　　曾经有人说，“盖茨的钱即使不捐掉，也很难给他的孩子留下太多的东西。”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说得过于消极了。事实上，在美国遗产税的立法基础方面，有一套极为先进的社会管理理念，这种理念带给盖茨孩子的将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曾在美、加工作多年的辜勤华律师告诉记者，“美国人希望富人能够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不能因为你能赚钱，就可以证明你的孩子能赚钱。所以即使作为富人的子孙，也不能当之无愧地接受财富，否则，人就会变懒，社会就会产生惰性，失去活力。” 　　为此，美国国家系统每年都会做一次深入调查，根据每个职业的平均收入及其名誉地位计算出一个分数，由此对各个行业进行排名，联邦大法官通常是第一位的，总统是第二位，顺序向下可能是国务卿、部长、企业家，农民可能排在最后面，他们会每隔数年对比调查结果，如果有较大的变动，如议员或者农民的儿子可以去竞选总统或州长，他们就会认为美国社会保持了应有的活力。否则就要制定政策促成这种变动的发生。 　　“遗产税的设立即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在美国，如果你的财产少于200万美元的话，你完全可以以非常低的税率甚至免税留给你的下一代。但是200万美元以上的话，就要交很高的税了，只是不同量的财产仍然会有不同的税率。像比尔·盖茨，他的遗产税可能要超过50%，所以，富有的家族通常会建立一些信托基金，并交由家庭成员掌管。”辜勤华说。 　　尽管如此，能够策略性顺利转移给家庭成员的也只是少数。以盖茨为例，他建在某某州的可以用来接待中国元首的别墅根本不可能留给他的子孙，庞大的遗产税被征收后，留下的钱根本不足以支付这栋别墅的日常开销。 　　另一方面，辜勤华也向记者分析，在美国，钱绝不会像在中国农村一样被藏在瓦罐里再埋到地下，它们一定会被拿去投资，商人的血液会让他们永远以投资来追求高回报，更何况在50%的所得税下富人的钱都是七扣八扣后攒起来的，所以他们会很费脑筋地把钱变成股票、债券或买进基金或不动产，然后获取理财收益。 　　就这样，财富在不断增值，高收入者年年都保持着很高的收入，但是，这些钱仍然不能留给孩子，于是，慈善就会大行其道，全球的大慈善家也就大都出于美国。 　　基于“所得税”的一笔收入账：“不捐白不捐” 　　Peter是一位年收入10万美元的硅谷开发人员，按照美国法律他最多可以购买其收入20%的养老金（在美国养老金可以免税），然后剩下8万美元，如果不做其他处理，他就需要以8万美元为基数交纳50%的所得税，最终能拿到的收入是4万美元。 　　可是，如果他向慈善机构捐赠3万美元的话，他的纳数基数就会变成5万美元，所得税的交纳比例也会变成30%，最终能拿到的收入是3.5万美元。 　　一个是4万美元的实际所得，一个是3.5万美元的实际收入加3万美元的捐赠，捐与不捐，Peter会选哪一个呢？ 　　Peter告诉记者，他当然要选择后者，少得5000美元，对自己的生活不会构成任何影响，多了3万美元的捐赠，却对其他的事情有大大的好处，当然是不捐白不捐。 　　Peter所指的其他事情，是他未来自己开创公司的计划，“这会让我有一个较好的信用，也润滑了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Peter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他把其中的1万美元捐给了当地的教育慈善基金，按照美国的政策，父母可以在孩子没有上大学之前为其购买教育基金，由于该基金一定程度上分摊了时下学生的教育费用，所以作为慈善基金受到政府的鼓励。具体来说，就是父母每为孩子交纳　1000美元，政府就会相应地在这个孩子的基金账户里再补给1000美元。 　　同时，基金本身还在进行投资运作，最终，父母交纳的费用加上政府补给的等额费用以及该份额下基金的增值部分就会被用到孩子身上，从读大学到读博士，孩子的全额奖学金以及所有学杂费都可以从该教育基金处列支。 　　“知识越来越复杂，从简单的纸笔到必须要用电脑软件以及各种程序，大学的教育成本会不断攀升，从这个角度来说，该慈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给我带来了经济效益。” Peter说。 　　当然，还有一笔效益对Peter也是很受用的，因为他远在中国国内的姐姐一个人带着孩子，身体又不好，孩子的教育将来一定是大问题。而该教育慈善基金有一个明文规定：任何基金捐赠人都享有对自己所捐赠数额的80%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如果Peter最终捐出了10万美元，那么他就可以指定其中8万美元的使用，这样就可以对他的外甥给予支持。 　　不过，Peter也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曾被一些企业使用来润滑与中国某些政府官员的关系，但从法律上来说，却不会有行贿或受贿的嫌疑。 　　战略性慈善：“话语权”让你获得循环经济效益 　　在中国，很多人做慈善往往追求的是名誉、企业的形象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为了避嫌，把捐赠活动与商业活动完全分隔开来，不掺杂一点商业的目的，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达致企业关乎良心的高端形象。 　　事实上，企业在一掷千金之后，除了能够追求一点支离破碎的社会效益或形象广告的意义之外，很少再有其他的经济效益。 　　然而，就像迈克尔·波特在《企业慈善事业的竞争优势》一文中所指出的，“鉴定一家企业的慈善活动到底好不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那就是看该慈善活动产生的社会变革给该企业带来的利益是否足够大，大到在无人知晓该慈善活动的情况下该企业仍会坚持实施这一变革。” 　　在辜看来，“提高商誉远不是盖茨进行慈善活动的充分理由，盖茨所追求的，是通过战略性的慈善活动，来改善微软的竞争环境，最终实现在循环中增动利润增长的意义。” 　　再来看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 　　Robert是美国一所私立医院的院长，年收入达700万美元，他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了很大一笔去盖平民医院，很显然，他做的是值得大家尊敬的慈善事业。 　　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平民医院为Robert创造了更多的顾客，而且负责筹建这所平民医院的基金也把医院的管理权交给了他，同时，由于用于慈善事业的房子可以免掉每年的土地税以及其他一些管理成本，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医院的支出成本很低，管理人的效益非常好。原来700万美元的年收入在这里变成了1000万美元。 　　于是，作为心脏科的知名专家，Robert又捐出一笔收入去筹建一所心脏专科诊所。可以想象，Robert在这个诊所同样拥有很重的话语权，于是，心脏专科诊所再次为Robert带来了不菲收益。 　　“通过这样一次次地捐赠，Robert借助从中取得的话语权，不断从中获得循环利益。” 　　盖茨的全球捐助与Robert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盖茨有更多的资源和专长，更大的能力以及更深的关系网，从而使他的慈善行为能够实现更高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 　　或者进一步说：盖茨拥有更多的财产，从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存在使他可以撬动比他的商业帝国更为庞大的社会单元。 　　“仔细研究盖茨的慈善捐助活动，你都能找到他经济目标的价值轨迹。”辜勤华分析说，“以盖茨在印度的捐助为例，良好的社会反响使印度民众及政府对微软刮目相看，尤其印度受英国的影响，有着很好的民主传统与IT产业基础，这使得印度无论是作为微软政府采购的市场，还是建构上下游产业链的基地，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同时，对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扩大微软产品在印度当地的市场规模，长期来说还有助于他招募到合适的员工，以及可以协作的供应商，甚至通过改善当地的环境来降低企业成本……” 　　当然，我们有理由认为盖茨做这些事情绝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这种以改善环境为己任的慈善活动却能通过社会变革来造福社会，最终获得了能够为其带来更大福祉的话语权。慈善事业背后埋藏着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