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三宅一生、安藤忠雄等日本设计师的崛起，意味着“亚洲力量”在世界设计舞台的彰显。他们都有着西方求学的背景，却没有完全继承西方传统。同时也没有一味突出“东方元素”，而是不断锐意创新，开创自己的天空，确立新的设计风格，这或许能给中国设计师以启示。

　　中国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地。世界顶级建筑大师接二连三地来到中国，推出他们的试验作品。

　　日本设计师安藤忠雄对此很是担忧，他最近在接受著名主持人杨澜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大都市，会不会像日本的很多都市那样，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因为急速的经济发展，而产生一种无序的状况。留下一片混沌面目的城市呢？”

　　2006年，安藤忠雄带来了他在中国的首个建筑作品——上海国际设计中心。但是设计方案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关于建筑造型的众多争议。人们怀疑上海国际设计中心能否表现出这座城市“惊人的速度感和生命力”、能否真正成为“属于上海的风景”。

　　安藤忠雄却表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在模仿国外的商业建筑，而这些建筑往往都是独立存在的，难以与周围的自然、文化环境相融合。对于一个建筑是否能体现上海元素、历史记忆，并非一定要借助某种符号，更重要的是与环境的融合。在他看来，上海国际设计中心则体现了这种围合感，像四合院、石库门的整体性一样，具有很强的上海味道和东方味道。

　　现代建筑难以给人亲近感

　　杨澜：你认为上海在步东京的后尘吗？

　　安藤：自一年前造访上海以来，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令人叹服。我也认为经济的发展势必会以超高层建筑来表达，但今天的上海却让人回想起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它的建筑和当时的日本一样，都没有考虑到环境的可能性。而一旦这些方面没有考虑到，这些建筑物就只能是毫无意义的复制品。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外滩地区的近代建筑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使人有一种“这就是上海”的感叹。

　　与此相对的是，现代建筑却很难给人一种自己融入进去的亲近感。

　　杨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经常弄不清楚我在哪一个省会城市。这是不是正是你所提到的那种值得担忧的现象？

　　安藤：因为过去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建的。我认为如何将留存下来的历史印记和未来的时代相结合，这才是建筑师的重要使命。

　　很少改变自己的设计杨澜：很多人认为，你设计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塔楼会让人想起战争时期的炮楼。能否给我们阐释一下它的设计思路？

　　安藤：首先环绕的部分是展示厅的空间，上面是设计人员的工作室。通过这种上面为高层工作室，下面是环绕空间的形式，形成人员汇集的广场。同时，我希望这个设计中心也能够成为一个通过对话向全世界推广创意的场所。

　　杨澜：你很少为了客户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设计吧？这是不是你一直以来的原则？

　　安藤：我不会为迎合客户而改变自己的设计，但我们一开始就会与他们仔细交流设计思路。因此，我们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一边沟通，一边设计。

　　建筑是一个地方的记忆

　　杨澜：你经常谈到建筑是对一个地方的一种记忆，而这种记忆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一个社会的。但是当你针对“911”世贸大厦的重建工程提出，反对在废墟上建造任何建筑物，并提交“镇魂之墓”的设计方案又被否决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不开心？

　　安藤：美国是一个利益社会，肯定还是希望在原址上大建特建，重新赚取财富，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是特别乐观。

　　我的考虑是，美国是世界的中心，对于这块美国的经济心脏之地，最好的归宿是建造一个处理国际关系的场所，现在虽然没能实现，但我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打击。

　　但是世贸大厦事件死了数千人，去世的人的灵魂还在那里不愿离去，在那里再重新建造高层建筑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在那里建一个安抚故人的场所，建一个供人们聚集并用来思考如何避免发生类似事故的场所。

　　杨澜：你曾用“连战连败”这四个字来形容自己30多年的建筑生涯。那么，你是如何坚持这种信念，如何理解建筑的精神呢？

　　安藤：建筑就是把精神性的东西形象化、固化的一个过程。建筑里有设计人员的智慧，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参与建造的木匠和泥水匠们，因为在建筑中同样包含有他们的热情。因此，在看到那些保留下来的古老建筑时，我们不能忘记在那个时代有那样一群悉心进行建造的工人。对于这些建筑的灵魂，我认为应该把它传承到下一个时代。

　　要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杨澜：你有什么样的工作习惯？是习惯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与外人接触吗？

　　安藤：基本上我都是与助手们共同研究，一起提出各种方案实验，但最后是由我来做出决定。当然整个设计也可以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个过程相当费时，业主的意见，技术人员的意思，各方面的意见一起汇集过来，最后的阶段可能会相当地困惑和苦恼。在烦恼的时候我会去运动一下。

　　杨澜：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名建筑大师，你却是自学成才的。在你学习建筑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安藤：因为某些原因，我没能够接受大学教育。但我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学习，估计也会有所收获。于是我读了一些书，并且去探访世界各地的建筑物，也在关键时刻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杨澜：但是当时您到欧洲去考察各国的建筑的时候，还是一个20多岁、身上并没有太多钱的年轻人，有没有最窘迫的时候？

　　安藤：基本上没有什么很窘迫的时候。因为当时年轻，意志也比较坚定。要说最困惑的事应该是学习不够、知识贫乏。看到了罗马的万神殿，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也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