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1980年代的经验或许是人民币是否应该大幅度升值的最好的启示。1980年代开始，台湾对外贸易逐步开始有了相当盈余，而且比例逐渐上升。同时，在“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旗帜下，台币升值幅度逐渐加快，汇率从1985年底、1986年初的401，到1987年底变成291，1988年进一步升到261，其后才算稳定下来。股市、楼市也随之快速飚升(1990年初台湾股市指数上升到12000点以上，目前不到6000点)。然而，当这些泡沫破灭之后，台湾经济只能长期在低位徘徊。
台湾资产泡沫并不是出现在本币快速升值之前，而恰恰在本币加速升值启动之后。因为，本币的快速升值必然吸引大量的外币涌入，这样又会进一步强化本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的外币更加涌入。而巨额外汇涌入和大幅升值的紧缩效应，迫使货币投放闸门打开，资产泡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迅速膨胀并最后破裂的。因此，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中国政府应该有十分警觉。
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则可以借鉴日本之经验。有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元快速升值时期，日本产品出口并没有减少，反而快速增长。同时，产品价格(日元标价)也不升反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日元升值对出口价格(美元标价)的不利影响。罗忠洲的研究表明，日本实行波动汇率制的33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短期或长期出口价格传递率分别是-0.4956和-0.6583，即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幅度越大，其出口价格传递率越高；再从不同的行业情况来看，纤维制品、金属制品、一般机械行业的出口价格传递率能够支持上述的结论，但除化学制品、电气机械行业，其他行业在日元整个升值期间对出口价格的短期传递率比日元汇率相对平稳期的出口价格传递率高，电气机械、精密仪器等行业的出口价格传递率在日元整个升值期间呈下降趋势。因此，日元升值对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比理论分析低得多。
对进口价格影响来看，由于日本的进口产品如石油等很多产品均由美元定价，所以进口价格都大幅度下降。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降幅最大。罗忠洲测算表明，1971-2003年，日元汇率的短期和长期进口价格传递率分别为0.6033和0.75；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日元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汇率波动对金属及制品、能源、食品价格传递率较大，对化学制品、纤维品价格的影响较小。因此，从长期来看，日元升值后，进口价格下降的幅度比理论上要小得多。
对于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或对企业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有关美元汇率问题讨论中提出了经典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即一国经济追赶过程会伴随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而用这一假说来理解长期经济发展，即一国经济追赶伴随的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转快追赶，会通过不可贸易部门工资相对其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上升，导致一般物价增长和本币实际汇率升值。对于这一假说是否适应于中国，国内学者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杨长江的研究强调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变动特点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影响，并用劳动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作为理论假设，推导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但实际汇率应长期贬值。同时，杨长江也提出了“技术进行性贬值”机制，而这种机制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相结合从而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难以升值，反之是贬值。
从以上讨论就会看到，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而且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那些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主张甚至是荒谬的。因为，在本文看来，人民币汇率变化并不是决定两国之间贸易逆差或顺差的最基本因素，人民币的升值也不是改变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力量。因为，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成长关键的因素是中国低工资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及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及技术进步，以及制度改革后的交易费用不断下降等与人民币升值不密切相关的因素。可以说，仅就这几个方面，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应该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快速增长也不会在短期间内改变。即使是目前所谓的“金砖四国”的印度、巴西、俄罗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就不是中国国际贸易产品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尽管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但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该出口还是出口，该收订单还是收订单。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主要是与中国特殊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有关，其基本特征是由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这种特殊的贸易结构，能够利用中国大量低工资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廉价劳动力，利用国际上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吸引了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比一直保持在60%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态势。
还有，国内企业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整个进出口贸易结构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汽车及零部件、机电、电子信息产品和船舶等较高端产品的出口增速高于玩具和服装等传统主流商品。在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进口增速低于工业制品进口增速。而对于中国纺织产品来说，其低成本优势正逐步削弱。如果人民币升值超过10%以上，整个行业的议价能力会明显下降，对纺织品出口的影响将逐步显现。受国际石油价格上升的影响，化纤行业的效益受到严重挤压。棉花(13675,-20,-0.15%)市场在进口配额的有效调剂下，供应量稳定，价格没有大的波动，但总体价格要高于国际市场，目前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不足3.7%。
人民币升值不仅促使了国际贸易的产品升级，也能够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人说，人民币升值可降低企业原材料的价格，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比如中国的航空业，原油价格下降、美元债务降低等都是有利因素。但中国企业的要素价格更多的是依赖国内而不是国际。
人民币升值也迫使国内企业不得不面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企业可以采用市场上已有的金融工具，如远期合约、货币市场、期货合约等，也可以运用经营上一些策略，如提前收付款或延迟收付款、产品报价计价方式、风险分担等方式。再比如，企业可以产品市场多元化、生产地点多元及原料来源多元化等策略，应对企业营运的风险。
此外，企业也可以把人民币升值看做发展之动力，从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企业管理等方面来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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