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小泉纯一郎从首相位置上卸任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的改革似乎已经完成使命。然而，事实上日本的改革仍在继续。单从金融方面看，日本金融业的分业限制亟待打破，国内个人金融资产的投资渠道需要多元化，东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更需要系统的改革。

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部长汤元健治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目前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资金流动都存在扭曲现象：大量官方储备投资到美国国债等收益率不高的资产，然后资金又从美国回流到亚洲，投资到风险大、收益高的市场。这种资金流动方式是不稳定的，亚洲的资金应当以支撑亚洲经济高增长的方式得到有效利用。

“日本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要把东京改革成为亚洲国家和企业能方便利用的金融市场——没有语言、商业习惯的障碍，亚洲的跨国资金都能在此流动，”汤元健治表示，“这需要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当然日本首先需要继续进行改革。”

侥幸心理最终碰壁

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最初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借助拉动内需的方式令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资产价格重新上涨，从而自然而然地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以及企业的债务负担，同时改善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于是，日本央行开始降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藏省也开始推行财政扩张政策，增加公共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凯恩斯式的政策组合，让日本经济保持了缓慢的增长，没有陷入倒退。

日本前金融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中国《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日本经济之所以能运用这种政策组合避免经济倒退，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有大量的国内储蓄,可以用来支撑政府的赤字政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仍然有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例如松下和丰田，即使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松下和丰田仍然增加出口，赢得了市场。这也支撑了日本经济。

“经济泡沫破裂只是让日本民众从消费狂热中冷静下来，但并没有造成生活困难。日本毕竟是发达国家，承受能力比较强，社会保障制度也很完善。” 日本大和证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肖敏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也许正是因为经济保持了虽然低、但是正的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因此日本国内缺乏进行深层改革的压力。然而，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让这种不太痛苦的改革走到了尽头。

其实，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也与改革有关。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日本率先进行了利率自由化，而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仍然严格限制。在利率的激烈竞争下，日本银行把大量资金贷向高风险的房地产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自由化进程缓慢，导致金融工具单一，衍生产品发展缓慢，”汤元健治表示，“这让‘金融革命’难以见效。”

这种“失衡”的改革，不但没有让日本的银行提高竞争力，反而促进了资产泡沫的产生。汤元健治认为，中国应以日本的泡沫经济为鉴，因为泡沫经济一旦产生，破坏力很大。

金融危机推动彻底改革

而小泉所推行的深层次、结构性的改革，也是在对泡沫经济之后到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温和改革”作出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

2003年，时任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特别研究官的河合正弘撰文指出：“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前，日本金融当局没有客观认识到不良贷款的规模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就采取果断措施，制定总体战略，或许（日本的）危机能够得以避免，至少影响会减弱。”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金融危机让整个日本金融业都经营困难，由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来救助“问题银行”这种传统做法已经无法实施。自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就面临“日本溢价”，金融危机更提高了价差。日本银行业内外交困。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金融当局必须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清晰的金融监管框架，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日本真正脱胎换骨的改革是从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开始的。小泉提出‘No pain, no gain’的口号，呼吁民众忍受改革的痛苦。可以说，小泉破坏了日本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不过是有创造性的破坏。”肖敏捷说。

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将小泉改革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金融体系改革，包括不良资产处置、金融机构重组等；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公有公司的私有化、允许企业破产、改变终身雇佣制和员工序列制等。

当时，日本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属于企业经营不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经济继续停滞和通货紧缩。要恢复经济增长，必须首先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小泉力排众议，起用竹中平藏任财政大臣，后来又让其兼任金融大臣。2002年10月底，竹中推出了“金融再生计划”，在银行资产计量中引入国际通用会计准则。比如，银行所持有的土地、股票或债券不能以“账面价格”入账，必须按市场价格确定资产价值；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计算日本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等；在正确计量的基础上，按既定时间表处理不良资产问题。

同时，日本的金融机构也在进行兼并、重组，并改善其内部运营。直到去年，日本各银行的不良资产才清理完毕。而在去年第四季度，日本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5.5%的高水平。业界普遍预计，此次日本能实现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增长。

银行结构性改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企业的结构性改革。因为银行处理不良资产，需要企业的运营结构改革作为配合。“日本的企业真正经历了痛苦的改革过程。比如新日铁这样的老公司，上世纪90年代股价曾经跌回发行价，差点被收购。然而最困难时期的经历反而成为日本企业的发展契机，促使其大胆改革。现在，新日铁已经成为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的公司。”肖敏捷表示。

“改革－反思－完善”循环

应该说，小泉及竹中平藏推行的改革，应该说带有强烈的欧美色彩。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比如终身雇佣制和员工序列制，曾经是日本企业成功的经验。在小泉改革中，这些理念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被许多企业摒弃。

而在近期，日本又在反思小泉执政以来的彻底改革，反思这些改革措施是否适度，希望能延续日本传统的企业文化和商业惯例。

“有些制度，比如员工序列制已经被放弃。现在日本企业更看重个人的能力和贡献，而不是仅仅看工作年限。而终身雇佣制，目前在很多日本企业又开始重新实行。”肖敏捷说。

肖敏捷举例说，日本服装企业“优衣库”最近将5000多名计件工转成了正式工，因为公司认为劳动力是最珍贵的资源。的确，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让日本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难题。对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大力推行促进妇女就业、在职培训等措施，努力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才能。

日本经济的另一大标志——主银行制度曾在日本繁荣时期让企业和银行一荣俱荣，也在泡沫破裂后让两者一损俱损。它也一度被认为应当摒弃。“然而，主银行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现在银行会更有战略、有选择地持有企业的股份。这改善了主银行制度，但没有让它消失。”汤元健治说。

“主银行制度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种商业习惯。因为这种商业习惯，日本的资本市场依赖间接融资，风险集聚在银行。政府即使有改变这种习惯的心愿，也难以真正改变。”汤元健治说，正是经济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给了改革以契机。

2000年之后，日本立法规定，银行所持的企业股份不能超过其自有资本。这大大减弱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这个规定使银行不得不抛售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导致2002年日本股市出现了一轮下跌。不过，这是日本国际化改革必然的阵痛。”汤元健治表示。

据孙立坚介绍，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市场型间接融资体系，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上持有公司的债券、股票等方式来为企业提供融资。

“客观地看，东京市场与纽约和伦敦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新加坡和香港市场的差距反而缩小了。东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在下降：在东京上市的外国公司只有24家，非日本亚洲企业只有4家，还没有中国企业在东京上市。”汤元健治说，“安倍政府对此也很有危机感，提出要‘构筑一个对亚洲用户来说最具魅力的金融资本市场’。”

“改革没有理想完美的计划，先要做，然后再根据实际修正。”肖敏捷表示。而汤元健治在总结日本金融改革经验时特别提到，推动金融市场和制度的改革必须平稳、迅速，另外，保持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建立透明公平的市场也同样重要。

正如竹中平藏所说，“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并不是主银行制度或者终身雇佣制这样的具体制度，而是“我们能够灵活变化，适应环境，适应经济形势”。所以,日本的改革并未停止，也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