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日本·百人访谈系列之贫富差距

    2007年，日本媒体一改往日经济复苏的年终话题，转而关注收入差距(格差)扩大这一社会凸现的问题。不久之前还被称为“一亿总中产阶级”的日本，由于日本政府在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通货紧缩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了“格差扩大”的问题，这是自以往对小泉改革五年讨论收入差距的继续。小泉改革五年来，日本的收入差距是否扩大了？这一话题在国会也成为争论的主题，也是当前日本的热点话题。

    日本是世界上各大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之一。面对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已经成为政治或者选举的议题。反对党如民主党、共产党等已经把收入差距问题确立为今年夏天参议院选举击败执政党的口号，相比较之下自民党的“修改宪法”更加意识形态化，离日本国民的切身利益更远一些。

    日本进入“格差”社会

    “平成萧条”给日本留下最大的经济与社会的遗产是出现了穷人，规模扩大，进入“格差”社会。小泉下台之后，日本社会在评价其改革的功过时，认为唯一不成功之处是使日本社会出现了贫富差距。

    尽管日本媒体一段时期以来频繁报道良好的经济数据，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感受到经济的复苏。比如金融行业的投资公司从业人员，他们是日本最高的收入者，终身收入达几十亿日元。

    但是大多数日本人仍然不敢花钱买东西，似乎还是认为经济萧条并没有真正结束。据《经济学家周刊》杂志说，日本中小企业员工的工资从2001年到现在降低了10%。35岁以下的成人中，有1/5要么失业，要么打零工。在东京地铁站开始出现无家可归的人，这是10年来记者多次往返日本从没有见到过的。

    应该说最先感受到经济恢复、复苏与新增长的首先是企业。参与出口的制造业最先察觉到商业的发展加速了经济的增长，公司的报表开始出现黑字(盈余)。而中小型企业的感知滞后，是因为近些年来大企业开始向国外转移，或者改变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原有的商业交易，而是更多地在中国等海外地区重新部署他们的工厂，这些大企业周围的很多中小企业开始被冷落。而日本绝大多数就业者在中小企业中，自然他们不能感受到这一变化。

    但是日本的产业结构就业人数已经发生了变化。1970年时农业占17.4%，现在已经降至4.4%，大约是282万人；第二产业现在大约占27%；第三产业是67.4%。显然日本的经济与就业主体是服务业。但是日本就业人数总数在过去五年是有减无增，2001年大约是6412万人，现在已经降到6355万人。虽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不大，但由于就业总人数的减少，作为这一趋势的结果，近年来滋生了收入所得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2006年《劳动经济白皮书》对初次工资收入按基尼系数的指标结果显示，2002年的调查系数是0.51，而1999年的数值是0.47，提高了0.04，突破了此项调查的历史最高纪录(指标的数值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如今的日本经济可谓是远离了“平等”，接近于“不平等”。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关志雄认为，“基尼指数的扩大反映得并不足够，因为基尼系数是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不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举例日本发生的所谓“NEED”族的出现，即年轻人中不工作、不学习、不受训的所谓“三不”现象的存在。萧条时期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很难找到工作，一些人没有收入，有时去打工赚一点零用钱，基本生活是依靠父母。关志雄认为，公布的基尼系数没有反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住在家里。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就业者收入差距拉大是在平均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据调查产业雇佣者平均工资指数，2000年下降了33.7个百分点。可以认为，是工资收入负增长下的不平等性扩大。这与中国经济高增长、收入增长下的收入差距扩大有些不同。

新的雇佣形式派遣员工

    “人们之所以感觉到收入差距拉大，是由于年轻人失业和临时就业的存在，导致了年轻人口收入差距的扩大，人们预想到临时就业将导致一生收入的差距”，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大竹文雄教授认为。

    这些年在日本有一个新名词叫“派遣员工”，也就是临时雇员。雇用临时工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所谓的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开始形成巨大的差距。“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每小时工资是一千日元，派遣工每小时只有五六百日元；很多正式的职员是有社会福利和退休金，而派遣工没有。如果加起来计算，正式员工与派遣员工收入差一倍左右。”桥爪教授介绍。除了收入与社会福利与退休金之外，正式员工有带薪假期，而派遣员工没有，一天不上班就没有一天的工资。

    结构改革之后，日本就业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是长期雇佣也是终身雇佣，当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流行的雇佣形态是“派遣”，先去就业处登记，而后被派遣到一个岗位做一个短期的工作。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劳动经济白皮书》(2006年)提供的数据，2000年雇佣临时工比例为20.0%，2005年上升至24.0%；其中男性比例由9.4%上升为12.5%，女性比例由31.6%上升为40.6%。这说明日本女性雇员有2/5属于临时雇佣者，而在经济高增长的1970年仅为12.2%。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一个正规的员工则很难解雇，现在公司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景气好的时候可以多招一点员工，景气不好的时候有可能说声对不起，明天就不能再来了”，关志雄介绍说。

    结构改革彻底打破了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员工序列，虽然终身雇佣制在很多企业还存在，而更多的就业都是用派遣来解决的，而且临时工最终转为正式工的趋势不是停滞不前就是逐步减少，这意味着日本所谓的终身雇佣制走到了尽头；员工序列也开始被改变，以前，日本人的收入与年龄挂钩，月工资收入基本上是20岁拿20多万日元，30岁拿30多万日元，50岁拿50多万日元，工资的多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现在不是工龄越长工资越高，变得比较平了。

    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企业经营的微观机制的改变。日本企业在进行企业合并与收购(M&A)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些兴风作浪的基金等，他们拼命地寻找有弱点的企业，目标是那些股价不高但是资产庞大的企业。鉴于原来日本的企业主要追求是市场份额与“安定团结”，并不追求收益率，也就是利润都烂在锅里，所以股价一直上不去。很多企业发现，为了确保不被对手收购甚至是恶性收购，就一定要做好数据，继而抬高股价。为此，最近形成了一股浪潮：开始追求企业利润率，不断地更新着日本的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改变原有不分红的做法，开始大量地增加分红。为了增加分红，企业除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之外别无选择。这一变化导致日本企业不可能再维持终身雇佣制，开始向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的方向转变。。

    东京大学松原隆一郎教授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说：工业化国家的银行一定会倒闭并会与其他银行进行合并，随之企业界也会只留下大企业。在这种假设之下，经济萧条会引发企业的重组，这导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无法生存下去。这些人对命运的不满日益加剧，最终爆发出来，并将颠覆社会。“在战后几十年中，日本的社会实际上不同于马克思模式。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却发生了马克思预测的模式”，他说。

    一个直接的疑问是：“为什么日本没有成为第二个法国？”一个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地，一个是亚洲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地，同样的境遇在法国发生了几百万人的大游行，日本为什么并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在近10多年来日本出现了所谓的百元(相当于6.5元人民币)连锁店，正是出现了这种商店，所以在非常自由地选择商品的同时，可以享受日常生活的快乐，更不用提还可以购买到价格低廉的商品。如果在这种范围内生活，而且没有结婚，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生计，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在日本得到了巩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松原隆这样认为。非常有意思，这些百元店的商品恰恰大多是来自中国，这也解释当前日本社会底层阶级在贫困化而得以生存与安定，不也正是中国制造或出口带给日本的正外部性吗？

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争论

    如果承认日本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原因在哪里？是小泉改革所带来的后遗症吗？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专家认为是结构改革所带来的结果。而另外一些专家认为，收入差距从1990年代就已经开始，小泉上台以前影响所得差距的原因已经存在了，所以不应该把收入差距出现的原因全部归于小泉的改革。

    也有专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短期的因素是在消费份额的变化中，虽然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份额不像收入份额的变化下降得那么多，但30岁到40岁的人口中高消费阶层所占份额增多，30岁到40岁的人口中低消费阶层的份额则降低了。在该年龄层中，可以解释为是由于一生的收入差距在拉大的缘故。

    而长期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则是日本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

    厚生劳动省和很多经济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说明，他们在报告中指出，这一趋势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所以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变化。厚生劳动省和政府的基本论点是，这并不是同一代人的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的结果，而是与老年人的人数增加相关，因为老年人中包括很多贫困人士。换言之，收入差距并不是结构改革的结果，而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结果。

    另外，也有教授认为，出现收入差距是由于低收入阶层收入降低所导致的，日本的贫困率(收入在中等收入的一半以下的家庭比率)在最近20年呈上升趋势。日本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导致的，而是由于低收入阶层收入降低导致的。

    另外，日本的累进税率的减少也是原因之一。1986年，日本的最高税率是70%，而且税率分为15个不同税级。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累进税率体制中的最高税级几乎每年都在下降，从1999年后下降到37%。此外，从2000财政年度开始减少了20%左右的所得税。这其中有经济不好的原因，同时也说明累进税率的改变，降低了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

    收入差距正在成为今年7月份日本参议院选举的焦点问题之一。日本的在野党准备拿收入差距扩大的武器与执政党进行较量。他们能够成功吗？2005年9月11日众议院选举中，被称为目前日本经济结构下的低收入选民，对小泉首相的结构改革表示了支持。两年过去了，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中间选民还会再投自民党的选票吗？原本期望在结构改革之下，利益从发展良好的企业和地区流向发展不太乐观的企业和地区，或者当市场运作良好，尤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可以设想收入从主导产业和地区流向其他发展不大顺利的企业和地区的人们，是否还会真的相信这一推行结构改革主张？因为人们至今没看到在经济学领域所称的地漏效应，更谈不上从此获益。

    各种形式的放松管制和经济惯例都已经被打破，认为造成经济停滞的过度平等制度受到了批评，而是更多地支持更加积极的市场活动。在原有的平衡削弱之后，自相矛盾的现象正在出现，即虽然简化了市场，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