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应邀到葛洲坝发电厂采访。当时这个厂的许多先进技术和设备，都是中国之最,有的还是亚洲之最,世界之最。它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要看现代化，请到葛洲坝”。葛洲坝发电厂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化的窗口，无疑这是个一流工程。一流工程是不是产生出一流的经济效益？在这里我就不想多说了，当年已有文章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华文摘》等报刊上登过，有电视音乐片《长江之光》放过，在这里我只告诉大家一个数字，自葛洲坝电厂建成之后，每天可以轻轻松松地从长江流水中白白捡回来３００万元，这还是80年代末的保守数字，所以，一流工程创造出一流的经济效益，回答是肯定的。

　　十多年过去了，葛洲坝电厂外事办公室的同志，跟我谈起与日本富士电机公司打官司的事，至今使我难忘。这场官司从中国打到日本，缘由是为了一台50万伏变压器。这台变压器是在改革大潮中从日本引进的，全厂上下对它寄予很大厚望，但愿它能好好运转，把电送到七省一市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通电运转才一个小时，变压器内部冒起了浓烟，停机一查，原来是变压器烧了。电厂当然不干，花了国家这么多钱，买了个坏家伙，不能蒙受不白之冤，得查，得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便由当时的厂长卢兆策负责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经过一番周密检查、取证、研究、分析，查明事故原因是设计上不合理所造成的，事故责任不在我们，在日方。说来也巧，就在这台变压器旁边，有一台同样是50万伏沈阳产的变压器同一天通电，但国产这一台一直运转得很正常，偏偏是日本这台变压器坏了。既然是变压器设计有问题，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向日本要求赔偿。

　　经过交涉，日方终于来人了。

　　事情跟我们事先想象的一样，日本人是不会认错的。他们一口咬定是我们操作上的原因，责任在中方。他们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当然不干，敢言断定是你设计上的问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行吗？敢跟你富士电机公司打官司的人，绝不是一些平庸之辈，卢兆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新中国派到苏联留学的第一批水电专家，跟水电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他把设计上的毛病出在哪里，应该这样设计，不该那样设计，一、二、三……说得非常专业。日方无奈，借口以高科技仪器进行分析为由，拉回日本。谈判第一回合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日方要求葛洲坝电厂派人到日本谈判，电厂同意去人，他们觉得有真理在胸，那怕是到国际法庭都可以。

　　电厂派去两个人，一个是厂长卢兆策，一个是总工程师高立鑫。去时两手空空，什么资料都没带，全凭脑子把事故的前因后果记清楚。

　　谈判这一天，日方把拉回去的这台变压器重新搬出来，猛一看是一台完好无损的变压器，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卢兆策和总工一看不对头，他们私下已经作了处理，于是要他们把零件一个个卸下来，然后又要他们一个个装上去，结果，还是看不出什么地方被处理过。卢兆策要他们从后往前一个个卸下来，又要他们一个个装上去，就在装的同时，他们两人几乎同时指着被处理的部件对日方说：事故就出在这里，可你们作了处理。日方十分难堪，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天谈判也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日本富士电机公司搬来全日本变压器权威，肆意推翻中方的结论，当权威还没有开口，我们把发生事故的原因，从头到尾，以深层次的科学理论和丰富的实践依据，铁般地证实是设计上的毛病，而不是操作上的问题，并善意地告诉他们，应该这样设计，不应该那样设计。权威一听非常吃惊，打心眼里佩服，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为富士电机公司挽回面子了。于是这位权威只谈了变压器的一些边缘问题，对这一事故避而不谈。日本富士电机公司眼看搬出权威不奏效，便威胁说：我们要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诉。卢兆策一听火冒三丈，拍着桌子：“太好了，国际法庭见！”起身就走。

　　晚上，富士电机公司头头带着一班人到宾馆道歉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你们对变压器的事故分析水平比我们高。”“你们变压器的制造能力也达到了相当水平。”还十分虚心地请教卢兆策：“依你之见，这台变压器应该怎样设计？”卢兆策又非常大度地告诉他们：一、二、三……在科学和真理面前，日本富士电机公司终于赔偿了，“葛电人”也终于为中国人争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按卢兆策指点设计的这台50万伏变压器，一直运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