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残留孤儿”：没有终点的“旅行” 资料图片:2006年12月1日，在日本神户地方法院外，遗留中国的日本战争孤儿为胜诉而欢呼。日本神户地方法院当天就65名遗留中国的日本战争孤儿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一案作出判决，支持其中61人的诉讼请求，命令政府向每名原告支付660万至2300万日元不等，共计4.686亿日元的国家赔偿。 新华社/法新            ２００７年４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堪称“融冰”之旅的访问。４月１２日，温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了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其中提到：“战后，有２８０８名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成为孤儿。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收留了他们，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并抚育成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为这些遗孤寻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至今已有２５１３名日本遗孤返日定居。”一时间，“残留孤儿”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      日本遗孤是怎么出现的？他们曲折离奇的人生是不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他们现在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回到日本后在他们的祖国过着怎样的生活？关注日本遗孤命运的人们希望能够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       “残留孤儿”群体形成的经纬      说起日本遗孤，必须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１００多年前。日本从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之后，侵略扩张的本性开始急剧膨胀。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将侵略的触角伸进中国东北。日本进入中国东北引起俄国、法国和德国的不满，迫使日本将已经到手的利益又让了出去。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弹丸之国日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于是，日本开始策划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企图以此来壮大日本在华势力，防御俄国的进攻。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和推动下，１９３２年９月，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正式开始募集。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６年，日本先后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过五次、近万户武装移民。１９３６年８月广田弘毅内阁正式通过《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把移民侵略当成是日本政府的七大基本国策之一。１９３７年５月，日本拓务省制定了《满洲移民第一期实施计划要领》，计划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１年送出１０万户移民。到１９４５年战败投降之前，日本政府利用移民侵略的手段，疯狂掠夺中国东北的土地，企图把中国东北变为“第二故乡”，实现“日本国土延长”，以达到永久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      从１９３８年开始，日本分批分期向中国派遣青少年移民，建立所谓满蒙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其目的是使青少年“磨练出贯通日满宏大皇国精神”。为了配合青少年移民的招募，日本各大媒体进行疯狂的宣传，劝诱只有参加“青少年义勇军”，才是“人类最崇高光荣之路”。为了稳定青少年移民，使之永远扎根于中国东北，日本有关当局采取所谓的“寮母”制度，将２０岁至５０岁的独身女性安插到各训练所，负责照顾青少年训练生的生活。除了“寮母”制度以外，还实行“大陆新娘”制度，在日本内地募集独身女青年，经过女子拓务训练所训练后，集体送往中国东北，嫁给“义勇队开拓团”团员，组成家庭，定居中国东北。      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不仅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同时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民族压迫和剥削，使中国人民备受凌辱，所以是必须重点打击的对象。当第二次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协议》对日宣战。而此时的开拓团却已经成为日本天皇的弃民。早在１９４２年，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开拓团１５岁以上的男子陆续被征入军队。开拓团里实际上只剩下老弱的男子和妇女儿童。由于他们多居住在偏远的中国东北，消息闭塞，加之日本政府的虚妄宣传，开拓团的团民对日本战败的结局毫无所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苏联红军的大举进攻，开拓团团民只有仓皇逃窜。一些开拓团得到关东军要求他们集体自杀的命令，但除个别的开拓团成员执行命令外，绝大多数开拓团成员开始向城市逃窜。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四面楚歌。被遗弃的妇女和儿童，几乎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下去的可能。一些妇女把年幼的、生病的孩子送给了普通的中国人，自己带着稍大的孩子返回了日本。还有的妇女带着孩子嫁给了当地的中国人。这就是今天日本社会所说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女”。      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遗留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尘封往事也开始浮出水面。曾经在中国东北进行过１４年殖民统治的日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日本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战败后残忍地抛弃了它的国民，致使２０多年后，在中国东北地区仍然存在着万余人的“残留妇女”和“残留孤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日本的《朝日新闻》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群体，并陆续将采访到的一鳞片爪登载到报纸上。经过战后经济腾飞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知道了在战败后他们的同胞竟然被“残留”在了遥远的异国他乡。日本民间团体不断向政府请愿，《朝日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也在呼吁政府寻找并安置这些被弃同胞。日本政府不能等闲视之，于１９８１年宣布政府将有组织地寻找“残留孤儿”。由此，日本政府长达２０年的寻亲调查活动拉开帷幕。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１９９９年底，２２８５名“残留孤儿”及其家人约一万多人回到日本定居。      残留孤儿作为“日本人”是如何留在中国的？这个问题已经在上述对事实的描述中得到答案。从“残留孤儿”的形成历史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满蒙开拓团”是日本政府有组织、有目的派遣的，移民侵略是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第二，“残留孤儿”是日本战败后的弃儿。第三，是善良的普通中国人把这些弃儿抚养长大成人。      “残留孤儿”称谓的由来      “残留孤儿”作为专有名词在媒体文化发达的日本妇孺皆知。它是“在中国的残留日本人孤儿”的简称。１９８１年日本政府决定寻找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时，厚生省的文件中，首次正式把这些在日本移民侵华和战争失败后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称为“在中国的残留日本人孤儿”。厚生省的文件指出：“在战败非正常状态下，留在中国的当时年龄在１３岁以下的人称为残留孤儿”。      从其称谓来看，“残留孤儿”确实是一个很难说严谨的称谓。与其说是“残留”，不如说是“遗弃”更为恰当。因为“残留”缺乏主体性，是本人自愿？还是父母认可？当然，这里有战争失败后非常态状况下的迫不得已的考虑，但用“残留”而不用“遗弃”，这一微妙的差别本身就表明了日本文化中集体承担责任和集体无意识的暧昧特征。自然，也有日本政府对中日战争的认识问题。      “孤儿”的称呼就更为莫名其妙。孤儿的本意是父母双亡的孩子。而这些“残留孤儿”被遗弃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孤儿”是有母亲的（父亲大多从军而生死不明）。就算是父母双亡，他们也是在将其视如己出的中国养父母养育下长大成人的。而寻亲的时候，孤儿们已经是儿女成群的中年人，甚至有的孤儿都做了祖父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残留孤儿”都是一个指代不明的称谓。“残留孤儿”是日本政府的规范称呼，尽管称呼中值得质疑的地方不少，但这个称呼已经被广泛使用而成为约定俗成的称谓。本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面临称呼问题，称呼决定角色关系和交往模式以及社会地位。“残留孤儿”群体的冠名问题之争体现了该群体所属关系的复杂性。      跌宕起伏的人生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到４０年代中期，“残留孤儿”或是跟随父母从日本到中国，或是在中国的开垦团中出生。无论哪种情况，在成为“残留孤儿”以前，他们都生活在日本人的环境中。“残留孤儿”是日本血脉，本应该受日本社会文化滋养。但由于国家的移民侵略政策及战争失败，他们被抛弃在中国，他们“身不由己”地接受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熏陶，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完成社会化。“残留孤儿”在中国社会长大成人，所以，他们具有中国人的基本特征。他们本可以按部就班地在中国生活下去，但是，当他们知道自己是日本血统之后，宁可倾家荡产，宁可舍去几十年的亲情也要选择回日本。在他们做出回日本决定的时候，他们对日本社会是陌生的。我们不否认日本比中国经济发达，也不否认向往好生活是人的天性。但真正促使他们义无返顾回归的最大动因就是他们是日本人。这种对血缘的迷恋是我们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很难理解的。      穿越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隧道”，经过喜极而泣的拥抱、相认的幸福……感情的潮水在汹涌澎湃之后慢慢归于平淡。无论是对“残留孤儿”，还是对他们的日本亲属和中国养父母，许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都不期而遇。“残留孤儿”是在幼小的时候被收养的，绝大多数“残留孤儿”并不知道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他们与同时代的中国孩子一样完成了社会化，其价值体系、思考方法、行为方式、语言文化……处处显现着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对日本社会而言，他们是“外来者”。面对近在咫尺的“陌生”的至亲，连最基本的语言沟通都无法实现，更谈不上相互理解。“残留孤儿”虽然有自己是日本人的意识，但他们对日本除了情感上的亲近外，对日本社会是不了解的。可以说，他们对融进日本社会既存在心理准备不足的问题，更缺乏融入的能力。      “残留孤儿”多是憧憬成为真正的日本人而回日本的。为实现回日本，在中国所经营了几十年的人际关系网络、亲属网络、社会地位全部丧失，一切不得不从零开始。人到中年适应社会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中日两国在社会体制、文化传统、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填平差异的沟壑靠“情”是解决不了的。年过半百的“残留孤儿”们，经历种种磨难，热切地投入到他们的祖国日本怀抱。然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必须重新呀呀学语，重新建立社会地位，这对“残留孤儿”群体的难度如若登天。加上来自中日两国社会上的歧视、经济上的窘迫、文化和生活习惯适应的艰难，以及“残留孤儿”过高的期待值，致使这个弱势群体在日本的生活步履维艰。      变成“残留孤儿”，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直接后果，日本政府应该为他们返回日本并逐渐适应日本社会创造条件。然而，他们回到日本后却受到种种限制。如果“残留孤儿”为男性，成年子女可以全部回日本生活，若为女性，只能有一名成年子女回日本。日本政府只负担“残留孤儿”及其配偶和２０岁以下子女回日本时的一切费用，负担定居促进中心四个月、在自立研修中心八个月的全部费用。只有“残留孤儿”及配偶有权享受生活救济。即使是自费回日本，也必须找身份保证人。回“自己”的国家还需要担保，还需要批准，这是不是对基本人权的一种亵渎？如今，“残留孤儿”多已进入古稀之年，他们很难品尝到人生的累累硕果，等待他们的是一次又一次为自己的老年生活的不懈抗争和努力，他们游行示威、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媒体上呼吁……终究，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结果。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了长达１４年的殖民统治，中国人饱受欺压之苦，资源被掠夺，家园被侵占，可以说是血海深仇。在这种时候，日本人战败了，投降了，走投无路之际把年幼的、生病的孩子或是遗弃、或是送给了中国人。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自己生活都十分困顿的情况下，出于怜悯，出于一种最质朴的人道精神，做出了收养敌国孩子的决定，并尽心竭力地养育他们。收养行为虽然是个体的行为，但其折射出的却是中华民族淳厚善良的精神。当中国人自己含辛茹苦地养大“残留孤儿”，准备依靠他们度过余生的时候，“残留孤儿”却找到了在日本的亲属，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养父母为了满足他们的心愿，只好牺牲天伦之乐，牺牲老年人最后的一点期盼，同意子女寻找他们的“根”。可以说，没有普通中国人的善良，就没有“残留孤儿”今天的存在。 （王 欢）       《世界知识》杂志  2007年0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