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日本时报》网站公布消息称，日本自2003年以来发射的4颗间谍卫星并未在联合国登记，而日本已于1983年签署了《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理应报告有关进入太空的人造卫星和物体的情况。
　　严格来说，在国际上，不登记间谍卫星的情况并不少见。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间谍卫星也是不登记的，美国甚至有时对火箭的载荷内容也严加保密。不过，对于日本这4颗间谍卫星，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们的预算——出自内阁府，而非防卫省。
　　这一项目在2005年的预算就有600多亿日元，相当于40多亿人民币，整个项目的全部投资超过了20亿美元。虽然是明显的军事用途，但却不计入军费。在日本，即使是军事用途的航天项目，也都要挂在民间部门牌子之下。
　　间谍卫星的案例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在日本，一些用于防务领域的开支，并不列入防卫省预算，而通过其他部门，或以其他形式支出。换句话说，日本每年的防卫费，并不能完全体现其政府在防务上的投资规模。
　　比如，日本海上保安厅是归口国土交通省的，其预算自然也就和军费无关。但众所周知，海上保安厅的大中型船艇数量和吨位几乎超过了不少小国海军，其实就是一支“第二海军”。近年来，海上保安厅每年仅装备费就有约200亿日元，而且递增趋势相当明显。
　　在其他国家，类似“海岸警卫队”的机构多在应付海盗、偷渡和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而日本海上保安厅却在传统安全领域表现非常突出。2001年，就是日本海上保安厅(而非海上自卫队)几艘巡逻船的围追堵截，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击沉了一艘所谓的“不明船只”。在日韩围绕岛屿问题发生危机时，准备前往相关海域的，也是海上保安厅的船艇。从这一角度看，海上保安厅的经费，无疑带有浓厚的防务支出色彩。
　　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日本媒体，以及一些日本政界、学界人士，还时不时地拿中国军费说事儿，批评中国存在“隐性军费”，不免让人费解。
　　进一步研究这些批评，就会发现更多的牵强附会之处。
　　某些日本媒体对中国军费的指责之一，就是质疑中国军费中不体现武器装备的研制费用，因此表面上的军费是“缩水”的。
　　可问题在于，各国军工产品的科研和订货体制不同，如何定义“体现”与“缩水”呢？
　　日本武器装备倒是有一个名义上的研制费用。但如果细究起来，日本军用装备研究部门，很多时候也是受民用产品利润补贴的。如果没有民品部门的补贴，这些武器装备的研制费用不知又要高出多少。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日本武器装备的研制费，也是“缩水”的。
　　中国以十大军工集团为代表的军工企业，主业是军工产品，而日本则不同。类似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样的军工企业，对军品的依存程度很低，基本在15%以下；像三菱电机、东芝、nec这样的企业，对军品的依存程度甚至低于5%，但它们却都是日本前几位的军工企业。
　　日本的新装备，除了一部分由防卫厅下属科研机构研制外，大部分由防卫厅与这些企业联合研制。企业通常要提供技术力量和硬件设施，这实质上是由企业的民品部门维持的。
　　比如，三菱重工的航天部门，生产了自卫队主要的导弹装备。但防卫厅每年购买的导弹数量有限，反而是jaxa(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每年从三菱重工订货颇多。仅h-iia火箭，jaxa每年就有3至4次发射，而每次发射，几乎都能够为三菱重工的航天部门带来近百亿日元的收入。只要jaxa存在，三菱重工的航天部门就不会破产，就能够维持一批技术人员和基本的科研设施。而如果单靠防卫厅订货，要么三菱重工的航天部门亏损倒闭，要么日本的导弹价格就得再翻好几番。
　　这种民品订货补贴军品价格的情况，其实就是国家对防务费的一种补贴，只不过形式比较隐蔽而已。在日本，军工产品特别是主要武器装备的市场竞争很弱，80%以上是靠政府“指定采购”，亦即由政府指定某一企业来生产某种装备。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计划体制，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装备的现行价格并不反映其真实成本。
　　如果按照日本媒体计算中国“隐性军费”的方法来计算日本的情况，那不知又得增加多少“隐性军费”来。
　　其实，各国对军费的算法互有差异，同样用作军事用途，有些钱算军费，有些钱不算军费，都很正常。美国人把核武器研发费用都算在能源部名下，世界各国也没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