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东京街头，当你路过音乐厅或剧院门前时，经常有人压低了嗓子问：“要好票吗？”或“你有富余票吗？”……这些人便是臭名昭著的“黄牛党”。

　　不少原本要价不高的票被“黄牛党”抬高价格，甚至炒成“天价”，令活动组织方和观众抱怨不已。在日本，不少地方政府立法，禁止“黄牛党”在公共场合炒票。

　　但也有人认为，炒票行为反而更好地体现了演出的商业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遵循了市场规律。

　　重拳出击

　　为了控制炒票行为，日本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打击“黄牛党”。他们担心，“黄牛党”炒票的收益可能会流进犯罪团伙的腰包。

　　例如，东京市政府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以谋取利润为目的向非特定对象出售交通或演出票。据统计，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东京警方逮捕了１９９名违反这一规定的“黄牛党”。

　　在其中一个案子中，一名男子因涉嫌在网上拍卖一张Ｇｈｉｂｌｉ博物馆门票获利１万日元（约合１０７美元）而遭逮捕。不过，警方说，并非所有网上转售行为都属违法。这名男子是在一家便利店买票时遭逮捕，而便利店属于公共场所。

　　日本的“黄牛党”还有在国外遭逮捕的经历。２００６年，德国慕尼黑警方逮捕了一名准备倒卖６９张德国世界杯决赛球票的日本男子。

　　警方说，这名日本“黄牛党”在试图出售５张决赛球票时被捕，不光因为他的球票要价过高，还因为他的顾客是当地的便衣警察。他的妻子—— 一名４０岁的加拿大女子也参与了此次倒票。

　　东京警视厅负责社会安全问题调查的官员花村节男说：“‘黄牛党’购买许多门票当然会给社会带来麻烦，因为你无法按照正规价格买到票。”

只为挣钱？

　　美国流行音乐天后麦当娜２００６年曾到日本开演唱会。当时，组织方将５００张离舞台最近座位的门票拿到网上拍卖，收益颇丰。据报道，每两张门票的价格被炒到５０万日元（５３４２美元）。

　　不过，这种官方炒票的现象并非经常出现。日本最大的票务公司ＰＩＡ负责人村上元治谈及本国娱乐产业时说：“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用艺术）影响和感化人们，而不是只为赚钱。”

　　村上说，与国外明星或演艺团体来日本演出的门票价格相比，日本本国艺人演唱会的价格要低一些，即使是当下最流行的歌手也是如此，通常票价为１万日元（１０７美元），有的甚至更低。

　　他还说，剧场座位位置并非决定票价高低的唯一因素。例如，在东京的武道馆，第一排和第三排座位的票价几乎没有差别。

　　东京一个管理当红歌手机构的负责人也说：“如果我们高价卖票，一些孩子就无法承受。我们不想这么做。”

　　这名负责人指出，如何在获得收益和让观众满意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对他们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对此，他所在机构制订了长期计划，他们不仅卖票，而且出售唱片、Ｔ恤衫等商品。

争论不休

　　不过，也有人站出来为“黄牛党”辩护。他们表示，炒票行为能够使演出的商业价值更好地体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遵循了市场规律。东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井上立夫就认为，“黄牛党”不应受到指责。

　　他说，政府不应该打着“公正”的旗号来干预票务市场。对于低收入群体“购票难”的问题，井上指出，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依靠市场干预，而是应该在市场外建立基金，保证这些人群的基本收入。

　　“除了那些公益演出，普通商演的炒票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因为‘黄牛党’也要承担成本和风险，”井上说，“对于那些被社会忽视的人，如果我们否定了他们的谋生方式（炒票），我们其实就是在迫使他们犯罪。”

　　对于这种言论，日本一桥大学研究消费者法的教授松基常雄指出，组织方不愿将票价调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要保证艺术家的通俗性。

　　松基说：“从某种角度来说，‘黄牛党’的活动遵循了市场的合理性。但对于那些经过深思熟虑订好票价的组织者来说，炒票难以接受。”因此他认为，打击“黄牛党”也是对演出组织方的一种保护。

　　日本庆应大学研究商业道德的副教授梅津光大说：“尽管‘黄牛党’也付出了成本，但他们最终会从其他人的购票支出上获利。如果‘黄牛党’谋得暴利，就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