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学员，还要有教员，不过当时中共部队里像方子翼一样，懂飞行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于是一支整建制三百多人的日本空军俘虏，作为教员出现在老航校的教职员工队伍中。

林虎：日本人提出两条来，一条保证我们三百多人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飞机一起给你们八路军。第二在条件适当的时候，你们能把我们送回日本去。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就回了个电话，说答应他们这两个条件，但是还有一个条件，他们要把这个我们的飞行员或地勤人员的技术教给我们。所以电报当中伍修权又找到他们说，中央决定你们得把技术教给我们。

方子翼：日本教官是这样子的，开始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我们没有人掌握，那还得人家，靠他来教。所以我们对他们也很尊重的，因为他愿意帮助我们，教我们这个改装它的飞机，那还得靠着他，但是他们也很尊重我们，他很守纪律，跟日本人关系也挺好的，没有发生什么不团结的现象。在老航校起义的人员也好、日本人也好、中国各方面的人员也好，都团结得很好。

解说：有了飞机，有了教员，万事俱备，但是当时学员们的学习，却变成了最大的困难，很多人都记得当时在老航校里，流行着一句口号“攻下文化碉堡”。

刘玉堤：我们有些同学们，从山东刚来的这些同学相当困难了，他们不会啊，文化程度太低了。因为我自己在延安这四五年，我自己攻了一些，这些数学啊、物理啊这些方面，那时候难的时候，一个就锻炼身体，再一个就是学习。看见戴眼镜的人，我们就请教，当老师。

陈晓楠：刘玉堤是高小文化程度，可是当时在飞行员当中，他已经算是个知识分子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枪和炮，他们连像样的机械都没见过，就更不要说飞机了。刘玉堤回忆说，当时教员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提到很多的专业术语，学员们根本就听不懂。比如说像飞机的“油压”，像视野的“能见度”等等这些，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闻所未闻的词，所以死记硬背，就成为了学习飞行理论唯一有效的方式。

刘玉堤：学了大概有五六个月，那相当不简单，一点点学啊，那个用的什么东西，基本上用人家教学用模型来教学的，这个比较实际。这个时间啊，我们就到前阵准备要飞了。

解说：幼鸟学飞，雏鹰展翅，对于第一次迈进飞机试飞，这是刘玉堤至今难以忘怀的记忆。

刘玉堤：第一次飞行，可是也危险着呢，我回来以后第一次飞行，人家就介绍给我啊，说这个操控杆，这个推操纵杆要用一担水的重量，这个挑担子，我那个时候，我力气很大啊，这个上起来，头一个起落上去挺好，第二个连续起飞，接着落地以后接着就起飞，起飞了我就推这个操纵杆，前面就是一个，跑道前面就是一个碉堡，盛飞机的一个碉堡，结果我就老没松杆，我觉得差不多吧，看着呼呼地上来，人家后边就拉，日本教员就拉，我就推，我说好沉啊，真沉啊，结果推着、推着，最后一晃，我一松，这飞机呼一下正好起来了，这一起来的我看着，这个按照标准天地线和飞机的角度太大啊，还得收点油门，一收油门，飞机下来，赶紧弄好，不叫我动弹，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人家刚一下飞机，他一下飞机，我这要关车啊，一关车，一加油门，把人家摔到地下了，人家教员啊，主任教员，还是副主任教员，说什么也不带我了，说你啊不能飞行，这个动作太粗，不允许我飞，后来我和我那个队长，刘风啊，大刘风，我再三蘑菇，最后还是叫我飞了，换了个教员，换这个教员叫木暮。

解说：木暮教官同样也是日军俘虏，后来在老航校做了飞行教员，他和刘玉堤非常投缘，别人认为很难教的刘玉堤，在木暮小灶的关照下逐渐开了窍。

刘玉堤：坐在地下，不坐凳子，得坐地下，弄块布一铺，腿、脚，脚蹬，脑袋当机头，就这样子一点一点地学得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换了中国教员，中国的教员就是过去飞过的，他是教官，过去在国民党那边飞过的，以后在我们这边叫日本人教的，他们是教官训练班的，他们是先出来的。

陈晓楠：从1945年到1949年，在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里，东北老航校一共培养了各种技术干部500名，其中飞行员126人，机务人员322人，领航员24人。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期间，毛泽东又特别会见了航校的领导常乾坤和王弼，兴致勃勃地听到了他们的汇报，当校领导汇报到说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忍不住连连称赞，很好，了不起。这些人员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了建设空军，创办和发展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的骨干。而也正因为如此，东北老航校从此也被人们称为是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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