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在东京都被称为“中国城”的池袋，举行了“华人参政支援协会”第一次研究会。该协会成立于去年9月，成员多为已取得日本国籍的华裔或已在日本获得永住权的“新华侨”，旨在向国会输送华人政治家，渗透日本政界。首次会议释放出的最主要信息是，“哪怕花十年，甚至二十年，一定要把我们的代表送进国会议事堂”。如此强烈的参政诉求，微妙地折射了在日华人社会结构及心态的变化。

　　日本的华人社会，历史悠久，构成复杂，大体上可分为“老华侨”和“新华侨”两部分。前者(老华侨)多为战前就在日本居住、生活的中国人。早期定居日本的年长者，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日方的法律壁垒，对入籍问题比较慎重，多为终生持中国护照的旅日侨民。到今天，第三代、第四代华侨对国籍问题的认识已高度灵活，归化日籍不在话下。后者(新华侨)指8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来日留学后选择在日就职、定居者。据2008年底统计，在日外国人约有220万人，其中三成为中国人，三年前已超过朝鲜、韩国裔，按国籍统计为最多。

　　大致说来，老华侨教育水平不高，多从事传统的裁缝、理发和料理业(所谓“三把刀”)，居住也多集中在横滨、神户、长崎这三个港口城市(因而有“三都物语”之称)。但华人凭手艺吃饭，胼手胝足，艰苦创业，且乡土意识浓厚，互助提携，多在一代人的时间便勤劳致富。因此，与欧美城市的唐人街不同，日本的中华街富丽堂皇，寺庙香火繁盛，治安良好，一向是日本社会的异文化橱窗。其中，也不乏有大成而跻身主流社会者，如著名职业棒球教练王贞治被目为日本的国民英雄，陈舜臣则是堪与司马辽太郎比肩的“大河”历史小说家。但一般来说，老华侨的政治诉求并不强烈，加之日本社会无处不在的排外性，很多人身上甚至有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相比之下，新华侨一代要“外向”得多。这代人在日本受过良好的教育，高学历，又肯吃苦，从职业选择上早已跳出老一代的窠臼，全面进军IT、金融、学术研究等新锐领域，伴随着代际的转换，新华侨中的精英分子开始把视线投向政界实属大势所趋。毕竟，其中不少人的日常工作、研究对象就是政治。而客观上，尽管新华侨中已不乏大学教授、上市公司CEO和芥川奖得主的小说家，但政治，目前还是“真空”地带。日本唯一的华裔国会议员莲舫(女，民主党众院议员)，实际是中日混血、在日本长大的日人(其父为台湾人)。何时能像在日朝、韩裔那样，产生华人自己的国会议员？应该说，这既是愿景，也是现实课题。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大，日本经济萧条加速，并有持续化的危险。相形之下，中国经济的能量已开始呈现“越境效应”，拉动了两国企业的并购潮。去年下半年，以零售业巨头苏宁电器携手在日华人企业日本观光免税，并购了日本老字号家电连锁商Laox为开端，IT服务业老大神州数码集团，通过业务和资本合作的方式，成为株式会社SJI的最大股东；年底，又传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宁波韵升收购日兴电机工业株式会社的消息。可以想象随着中国和在日华人企业在日本经济中的雪球越滚越大，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与代言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日本在外国人参政权问题上始终过于保守，其开放程度不仅无法与美欧等国家相比，甚至不如同为东亚地区民主国家的韩国。自民党执政时期，这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空间。1990年，曾发生过围绕大阪的在日韩国人(特别永住者)团体要求大阪市各选举委员会将他们的名字在选举名单上登记问题的诉讼，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结果，高法仍维持了大阪地方法院关于“国民主权”(即参政权源于国民主权，其享有主体限于宪法上拥有日本国籍的国民)的司法解释，驳回了原告的上诉。此判例左右了其后在类似问题上的法律判断和解释。直到去年，状况才有所松动。

　　民主党一向被视为外国人参政权的“推进派”，党首鸠山由纪夫甚至在去年众院大选前夕表态说“日本列岛不仅仅是日本人的所有物”，引发了网络右翼们的杯葛。但在该问题上如此“向前看”的执政党党魁，入主首相府之后，是否会对外国人参政开绿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最大的阻力来自舆论。去年11月底，在东京涩谷召开的反对外国人参政权法制化的街头集会上，在日中国人成了众矢之的：“为什么要给那些连自己祖国的命运都无权决定的中国人参政权？”惟恐参政诉求会加剧民族主义的情绪对立，一些从战前开始就定居日本的老华侨二代明显退回守势，转而责备年轻一代太性急，有可能损害华人的侨居环境。

　　华人参政权虽然不是一个特别吃紧的课题，但随着中资对日投资比重的增加和新一代在日华人的日益主流化，该课题既已被提上日程，肯定不会渐行渐远或中途退场。无论如何，对问题的检讨本身，哪怕是务虚性的，也会促进日本国民的开放意识，客观上有利于高龄少子化的日本在21世纪长远发展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