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瀛台之囚与民族之父

1908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新闻专稿《光绪皇帝驾崩，曾推动改革功不可没》。美国人在客观评价了光绪一生的历史功绩后，专门在文后附载了一篇《光绪皇帝的映象》。文章记述了义和拳运动后，一位外国人在出席大清国宫廷礼仪活动时最后一次见到的光绪皇帝：

“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看到我们这群外交官时，他的神情羞怯，那呆滞的眼神此时此刻可能是由于鸦片或吗啡的作用而有了光彩。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些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从他的容貌上，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映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我感觉到，在他面前经过的任何事物都引不起他丝毫兴趣……就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100年后，我读到这段文字，心里依然隐隐作痛。

对于一个不能左右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君主，我对他寄予一份深切的同情，但是如果把光绪与明治相比，对于光绪的胆识和才干我又实在不敢恭维。

“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明治的成长适应了改革派的意愿，他对维新事业表示了极大的认同，认为“卿等所言极是”。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明治的知人善任也有口皆碑。在日俄战争中，在决定由谁担任满洲军总司令这一问题上，论资历和名望，众人推举山县有朋，而明治则力举大山岩将军。大山岩本人也百思不得其解，明治回答说：“山县为人苛细，诸将往往敬而远之。”在是否留用将领乃木希典的问题上，更可以看出明治知人善任。乃木希典出身于长州一个武士家庭，自幼深受武士道精神教育。他的父亲曾让他在冬天到户外用冰水沐浴，夜间去刑场看刽子手杀人，以此来磨练他的意志和胆量。在明治政权建立的过程中，乃木希典作为天皇的“亲兵”英勇善战，22岁便升任陆军少佐，已将武士道精神渗入骨髓的乃木希典对天皇“精忠至纯”。有一次作战失败后，他想拔刀自杀以向天皇谢罪，明治非但没有给他处分，而且恩宠有加，让乃木希典感戴不已。后来，乃木希典在对俄战争中以誓死不归的精神，抬着棺材上战场，终于在1905年1月1日迫使俄军投降。通过日俄战争，明治天皇作为日本民族英雄的地位更加巩固。

改革派武士则进一步为树立天皇的威信而不懈努力，19世纪70年代末，伊藤博文掌握权力，明治天皇被拥到了政府前台，开始定期亲临内阁，参与国政。到80年代后期，凡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明治皆力求出席，以示对礼法修立的关心。明治天皇的政治威信还在经常外出巡幸中得到提高，这是以往天皇所少见的行为。他在位45年，先后到皇都之外巡幸96次，足迹几乎遍及全日本。这些巡幸，或为安抚对政府不满之士族，或为向国民宣示皇恩浩荡，或为检阅军队，鼓舞士气。时治时常对老人鳏寡孤独给予赈济，甚至还深入田间地头，体验农民的劳动。明治政府的民众支持率由此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明治天皇井井有条地推动国家变革，而光绪的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维新派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戊戌变法后期，光绪皇帝天真鲁莽的政治异动，尤其是在人事变动中的冲动决策，更是自己点燃了政变的导火线。

变法维新，首在得人才。变法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任命一批懂西学的维新通达之才参与新政，以免重新走上洋务运动的旧路。可是在变法开始的时候，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已经被慈禧太后收回，光绪的人事任免权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