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时事通信社、《读卖新闻》和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中国方面动议日本政府，希望首相鸠山由纪夫年内访问中国南京。作为“回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回访日本广岛。报道指出，去年底日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访华和习近平副主席的访日并拜会平成天皇，无非是大菜上桌前的“冷拼”，而真正的好戏在后头。暗示中日两国正谋划一出戏剧性和解的大戏，全剧的高潮便是两国元首互访对方国家最具有历史象征性意义的城市，然后宣布实现中日两国的历史性和解。

　　对此，日本政府发言人予以否认。但1月7日，央视新闻频道《环球连线》节目邀请中日嘉宾点评此新闻事件，讨论鸠山首相如果来南京的话，是否标志两国的历史性和解，不仅并未否认传言，中方学者甚至“延伸”评论说，如果鸠山首相届时在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临场发挥，像前西德总理格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所做的那样突然下跪的话，“中国人民将会非常感动”云云，言外之意，求之不得的两国历史性和解便可轻易实现。

　　笔者不准备讨论欧洲历史和解的基础问题，那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庞杂的课题，需专文阐述。在此，仅分析一下此传言的真伪，看看究竟靠谱与否；除此之外，再探讨一下，如果该传言确实靠谱的话，会不会成为中日历史性和解的标志，以及为什么。

　　种种迹象表明，该消息并非空穴来风。1月7日，平野博文官房长官在回答记者关于首相访问南京的可能性的提问时，虽然予以矢口否认，但颇策略，只是说“眼下，尚无此考虑”。眼下没有，不等于未来不会有。而相关报道本来说的就不是“眼下”，而是“今年的和解剧”。按日本的习惯，除夕一过，新年始“开”，时间还长着呢，平野的发言解读为为未来留有余地也未尝不可。如果真的是关涉中日的“历史性和解”，并由两国领导人出席的重大议题的话，不到最后一刻，往往不会公开。但在正式公开之前，在两国外交口之间，往返穿梭的“调整”之频密，往往超乎常人的想象。新近出版的前国务委员唐家璇的外交回忆录《劲风煦雨》，披露了九年前围绕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并参观位于北京西郊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问题的艰难转圜。

　　2001年8月13日中午，时任内阁官方长官的前首相福田康夫与中国副外长王毅紧急通电话，“联想到之前日方的种种表现，我预感到要出问题。”福田在罗列了许多理由后告诉王毅，小泉首相决定当天下午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王当即表示强烈反对。“福田辩解说，小泉首相放弃在‘8•15’当天正式参拜已是勉为其难，也确实认真考虑过把参拜推迟到‘8•15’之后。但近日，日本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有人认为小泉首相推迟参拜是屈服于中国压力。因此，日方认为推迟参拜，将刺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反而对日中关系不利。福田再三强调，小泉首相重视日中关系，希望中方看他日后的实际行动。”果不其然，一番“沟通”后，当天下午4点半，小泉身穿黑色燕尾服出现在经过神社，此乃小泉首相任上连续六次靖国参拜之始。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发表声明，对小泉的靖国参拜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同时通过外交渠道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接下来，围绕如何修复中日关系的问题，两国外交口紧急“调整”，终于敲定了小泉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天的非正式性访问的成果。10月8日，小泉乘专机抵京后，径直从首都国际机场奔赴卢沟桥，参观抗战纪念馆，并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死难者献花圈，鞠躬致哀，花圈挽联上写着“祈求永久和平、世代友好”。参观后，挥毫题词曰“忠恕”，并就历史问题发表谈话，表示通过参观抗战纪念馆，“切身感受到过去那场战争的悲惨，对因为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致以衷心道歉和哀悼”。

　　小泉参观抗战纪念馆，是中日两国政治解决历史问题的典型案例。政治解决的结果，不仅未能阻止其再三再四的靖国参拜，而且彻底搞僵了两国关系，乃至在小泉政权的中后期，两国各自别过脸去，做老死不相往来状——中日关系冷却至冰点。既然被认为破坏中日友好的罪魁祸首的小泉都能亲赴抗战纪念馆参观、道歉，那么，被认为重视中日关系的民主党政权的鸠山首相为什么不能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道歉呢？无论是从承袭前政权惯例、依同等规格办外交的国内政治需要，还是从中日两国历史和解的现实需要出发，应该说，都不失为一招妙棋。尤其是后者，民主党上台后，一再宣称自己“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在历史问题上屡屡作出高调的“向前看”表态，并力主推进东亚共同体。在全球经济持续萧条，日本经济的防波堤已不堪其负的情况下，“脱美入亚”确乎已从最初的政治理想主义渐次褪色，正日益转型为现实的国家战略考量。而要想构筑坚不可摧的东亚共同体，中日两国的历史性和解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不排除日本政府为谋求推进共同体事宜，而循先例或破例在外交上做出进一步和解姿态的可能性。那样的话，首相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未必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项。而对中方来说，既然对方率先示好，岂有不顺水推舟、乐见其成之理？

　　但是，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即使在最近的将来，中日间真的能实施上述战略步骤，也未必就一定意味着两国真正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这点似与欧盟模式有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惯于以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历史问题，到头来，历史问题不仅无法彻底解决，还常常发酵，成为现实政治的“盲肠”。历史问题，作为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非经过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渗透到全体国民的深刻反思，不足以成就其问题解决的基础。而回顾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充满了火候不到，刻意酿造，严肃而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动辄由政治家越俎代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治智慧”。乃至有些问题的解决，能明显看出共识基础不足，政治家做幕后推手，锐意推动的痕迹。从1995年6月众议院通过的战后五十周年历史问题决议案（《以历史为教训重新下定决心走和平之路的决议》），到迄今为止被认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最高调的公式表态的“村山谈话”，无不透出这种色彩。

　　就前者而言，最初的动议是在1994年5月，自民、社会、先驱三党联合政权成立时，基于政治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的共识，提出了当时被称为“不战决议”的构想。但在表决过程中，遭遇了以自民党议员为核心的保守政治组织“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和日本遗族会的正面阻击，使原本颇“向前看”的决议内容大打折扣，“不战决议”的措辞从最终文本中消失，“侵略行为”被柔化为“侵略性的行为”等等，最后成为一个暧昧的文本。特别是关于殖民地统治的叙述（“……我们还想到世界近代史上种种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性的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的这种行为及给其他国家的国民，特别是亚洲诸国国民所造成的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云云），引发了朝韩等国的激烈反弹，被批判为同情昔日的军国主义，把罪恶的殖民统治合理化、正当化。

　　相比较而言，“村山谈话”当然是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一个亮点，至今难以超越。但该谈话作为对国会战后50周年决议案的补充，实际上原本是政府主导的和平友好协力计划、设立亚洲历史中心计划和日韩历史共同研究支援事业等面向历史问题一揽子解决的事业规划的一环。可回过头来看，当初那些事业规划基本上虎头蛇尾，反衬出“谈话”的一峰突起。之所以形成如此状况，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战后处理的法律框架。譬如，日韩历史共同研究项目，由政府方面外务省对口负责落实。而外务省官僚由于害怕口子一开之后的决堤效应，拼命死守冷战时期作为国际法大前提的底限，即所谓“已然解决说”（赔偿问题已通过各种国际条约解决完毕）。

　　历史问题的政治解决，高效则高效矣，但副作用却相当明显：由政治家越俎代庖、倾力推动的结果，虽然表面上以国际规约的形式从法律上“解决”了问题，但毕竟共识基础脆弱，稍遇风吹草动，动辄便酿成舆论事件，乃至政治事件。岛国的政治生态中，起因于失言的“言祸”之多，世所罕见，失言的政客往往丢官，不能不说与这种政治解决历史问题的副作用有相当的干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评价鸠山首相访问南京事宜（假如这不仅仅是一个传言的话），尽管不失为一个相当激进的Pose，但骨子里仍未脱政治解决历史问题之嫌。效果、效率与风险俱在，似不应做纯乐观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