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月份，稍作喘息的人民币汇率重新出现快速、大幅升值趋势。中秋假期前后，一系列事件使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变化速度和幅度，再次成为了市场议论的热点。首先，日本央行对日元汇率持续升值进行公开干预，但日元兑美元汇率仅在干预当日大幅贬值，之后还是维持升值趋势。日元的强势、美元的弱势，继续增加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压力。其次，美联储9月例会宣布维持联邦基准利率0—0.25％的水平不变，重申利率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水平，并表示一旦需要，将提供额外的宽松政策以支撑经济、提高通胀率。政策宽松、提高通胀率，美元进一步贬值，人民币升值空间打开。再次，奥巴马日前表示，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方面并未采取需要采取的所有措施，美国将较过去“更有效地”执行贸易相关法律，而美国国会也可能投票通过一项立法，给予奥巴马政府新的手段，以保护美国企业和工人免受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影响。政治施压，又一次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无疑，后期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幅度不会小，至于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相关部门的态度。

　　上世纪80—90年代，“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以及之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和持续的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一直以来是人民币升值影响问题上纠结和对比的典型事件。尽管还有不少市场人士纠结于日元大幅升值和日本经济衰退的个中联系，但主流分析和观点比较明确：“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过程中发生的泡沫经济的产生乃至破灭等经济问题，主要原因并非日元升值本身，而是日元短期内大幅度升值的影响偏差和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措施上的应对偏差，以及各种政策中的时间偏差所导致的。

　　日元快速升值后，为了对抗升值可能引发的通缩和出口下降，日本政府连续降低利率，增加货币流动性，刺激内需。但过快的升值，直接降低了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出口企业的利益，工人的收入未能享受到货币膨胀带来的好处，国内消费力下降，内需乏力。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货币的膨胀直接导致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泡沫，但未能在日本政府中形成足够的警惕和监管。

　　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升值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在日元升值后大力推进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导致了国内生产大量外移，国内产业“空壳化”，失业率上升，内需动力进一步降低。

　　由此来看，日本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本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对经济必然会产生反作用力，但这种反作用力有正也有负，关键是升值之后政府宏观调控上相机抉择的适时性和适度性。不管理论上“J曲线效应”在实际的经济中是否能够得到印证，经验表明，任何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时滞，以及政策与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时滞，必须在政策实施前、中、后得到重视、跟踪和调整。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是比较理性的，人民币渐进升值并综合应用各项政策，是当前较为合适的政策调控方式。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第一，在外贸结构中，中国进口以大宗原材料居多，价格需求弹性低，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成品为主，价格需求弹性高。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外贸企业的收入影响较大。这一国情与当时的日本相差不大。而且，当前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以越南为首的国家的主动性贬值，更加剧了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中国出口的严峻形势。第二，中国国内市场开发潜力较大，“三农”经济、西部开发、城镇化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等均已成为应对升值的配套政策，刺激内需，进而抵消外需下降的负面影响，并以此实现国内经济发展结构和产业运行结构的调整。这一国情相比当时的日本有很大优势。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变化轨迹看，2008年以来中国内需的确较2004—2007年上升了一个层次。而不断扩大覆盖省份的“家电下乡”政策，实际的销售量也客观显示了庞大的乡镇消费市场。第三，在升值过程中，前期累计的宽松政策已经有产生股市、房市泡沫的迹象，鉴于日本的经验，中国政府调控的警觉性较高，也存在新政策监控的弹性。适度抑制泡沫的新政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政策上，这也是市场预期之内的，意料之外的是新政出台的节奏、时间点，以及市场对新政的反应强弱。

　　结合当前人民币的情况、中国政府的态度，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化，未来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尚存。应对升值和整体经济调控的相关政策还将陆续出台。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构成事实，但是否构成经济运行的拐点，关键是要看内需。当前，部分内需指标显示，我国内需进一步增长的基础存在。

　　另外，人民币升值并非影响期货商品价格的首要因素。宽松政策环境下的通胀依然是商品价格上涨大趋势的基矗人民币升值以及对冲升值的其他政策，均影响的是商品在上涨趋势中的阶段性行情。其中，不同的商品需求特征对政策和汇率的反应也不同，需要进一步结合商品基本面来分析。

　　人民币渐进升值给国内市场带来的心理层面的冲击不大，各种政策的影响、观察和调整，也基本在政府的可控范围内。只有信心稳定，负面冲击才能降低，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