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说，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的确，人口和科技是经济长周期中的决定性力量。相对科技的不可捉摸而言，人口的变化更加容易预测，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也更容易量化。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兹提出的“长周期”理论为我们描述了19世纪末人口大爆炸给美国带来的大繁荣；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用城市层级体系模型为我们精确推演了人口的迁徙造成的城市兴衰。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人口国，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城镇化将是未来几十年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34%，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和西欧发达国家一样老。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渐老化，劳动力减少、储蓄率降低，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显著下行，并触发房地产价格下跌、社保和医保缺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从需求端进行刺激，全社会的杠杆率将持续上升，增加金融风险。面对未来的问题，我们应未雨绸缪，深入分析，找出对策。

老去的日本是我们的镜子

在不久的过去，日本经历了人口老龄化、经济下滑的过程。到过日本的国人都为那里整洁的街道、彬彬有礼的民众和宁静祥和的气息所触动。但细心的人也会发现，在城市中和中国一样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白发老者比中国更多，而且不少街区的建筑和设施都有了岁月的痕迹。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日本的老龄化率最高，直观的表现之一是2014年日本老人尿片的销售量超过了婴儿尿片。

在老龄化过程中，日本的经济增速经历了两次下台阶。第一次是1971年到1975年，从过去的9%降到5%；第二次是1991年到1995年，从5%降到了1%左右。第二次下滑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二十年间，日本的年均GDP增速只有0.75%，同期的物价水平每年负增长0.8%，结果是2011年的470万亿日元的GDP总量比1991年还要低5万亿日元。

为拯救经济，日本政府积极出招，采取减税、增加投资等需求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财政政策的扩张，加上养老、医保负担的加重，使得日本政府债务节节攀升。1991年政府债务占GDP之比为63%，到2001年达到148%，到2011年则达到225%。虽然日本企业部门在去杠杆，企业债务占GDP之比从1991年147%下降到2001年的119%和2011年的105%，但仍然挡不住全社会杠杆率的攀升。

在政府奋力刺激之后，日本经济仍然不见起色，其根源在于人口老龄化。我们通过仔细分析日本的GDP结构发现，企业设备投资下滑是主要原因。1991年，日本企业设备资本形成占GDP之比为20%，到1998年下滑到14%，然后就一直维持这一水平至今。以投资额计算，日本2011年的企业设备资本形成只有1991年的70%，同期日本的民间消费保持稳定，政府消费更是翻番，就连各界普遍认为低迷的住宅投资，换算成占GDP的比重在二十年间也仅下滑了2个百分点。企业投资下滑的背后，是老龄化造成的储蓄率下降，1991年日本居民储蓄率为16%，而十年后已经降为5%。

与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衰退相关的是人口迁移和房价。二战后日本的人口迁移经历了四个周期：1970年前人口向大城市中心区迁移；1970年至1990年，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近郊区扩散；1990年至1995年，人口净流出大城市，向二线城市回流；之后，人口重新流向大城市。这四个时期中的前两个时期，日本房价几乎每十年翻一番；而1991年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第一个十年跌去三分之一，第二个十年腰斩。城市还是往日模样，但不知多少人为之债台高筑，终日暮气沉沉。当经济失去了增长的活力，人民失去了致富的信心，有雄心的日本企业都远赴海外发展，至今没有回归的迹象，投资的低迷就顺理成章了。

日本宿命，中国未来？

如果我们不作出改变，日本的过去很可能就是中国的未来。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显示，日本比中国老30年、富40年，日本的1985年可能就是我们的今天。而日本1990年代的经济萧条，对我们在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可能面临的经济问题也很有启示。中日之间的共性，就是人口老龄化。而且，中国比日本老得更快，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从1985年的10%到2005年的20%用了二十年，而中国这一指标2014年达到10%，到2029年将达到20%，只用十五年。

为了预测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建立了一个中国的人口性长周期一般均衡模型。这一模型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把全国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五大空间区域，把人口生育率、人口迁徙、杠杆率、经济增长、房价等众多的变量在统一的模型中进行了模拟。这一模型以日本的数据解释了日本经济为什么会陷入长期停滞，并在中日类比基础上调整参数，用于预测2015年至2050年中国经济的长期波动。

我们的研究发现，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速度将不断下降。其中2021年到2025年是一个坎，经济增速将从此前的6.5%左右快速下一个台阶，到3%-4%的水平。受此影响，这个时期会出现人口回流农村的“逆城镇化”，并导致各线城市房价普遍下跌。伴随着需求端的刺激，特别是政府部门加杠杆的刺激，全社会以负债与GDP之比衡量的杠杆率水平会不断上升，到2020年会达到260%，大概相当于日本1985年的水平；到2030年达到300%，2050年达到400%。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杠杆率达到300%的过程中刺破了资产泡沫，美国也是在这一区间发生了次贷危机。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危机而限制杠杆率的自然上升，这将减少信贷供给，加大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难度，抑制投资，最终拖累经济增长。我们的预测显示，如果我们设定2050年杠杆率上限不是400%，而是300%，那么2020年至2035年的经济增速将低于1%，成为日本式的“失去的十五年”。在这种情况下，十五年间的一、二、三、四线城市房价会分别跌去37%、33%、39%和78%。如果真是这样，日本的宿命就会成为我们的未来。

应对“老去”的策略建议

第一个建议，采取措施提高总和生育率。传统上认为，单纯提高生育率并不一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因为提高生育率反而会在近期加大抚养压力，降低劳动人口比率，其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好处要等到一代人以后才能显现。但我们的模型在引入预期因素后发现，提高生育率不但对一代人以后的经济增长有好处，也能够提振近期的经济增长。财政方面有个著名的定理叫“李嘉图等价”，说的是政府当期减税，公众能预期到未来税负将上升，因而不会改变消费决策。同理，在生育率提高后，政府和公众都能预期到，未来老龄化率的下降能够缓解养老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压力，因而近期可以加杠杆、增加消费和投资，这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可以降低未来的杠杆率，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当前，美、欧、日在实施宽松政策时，都是寄希望于发生这一奇妙的效果。我们的研究发现，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2020年至2100年经济增速就可平均提升0.15个百分点。如果总和生育率从目前的1.25左右提高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速每年可以提高1.3个百分点。

第二个建议，结合新型城镇化鼓励人口迁移。按照目前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趋势，年轻人向城镇迁移，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地方参与经济活动，这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的研究发现，限制一线城市人口流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一线城市代表了中国最高的生产力，限制人口流入一线城市，会限制先进生产力和最富聪明才智及最富经济活力的劳动人口相结合，阻碍中国经济升级，拉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一线城市房价高企，限制人口流入有助于避免房价暴涨暴跌，降低金融风险。实施诸如“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拓展一线城市的空间范畴，让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在新的空间布局下更好地结合起来，可能是一种一举多得的方案。

第三个建议，推动“优杠杆”，而不是简单的“去杠杆”。日本经验告诉我们，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政府负担的养老、医疗等刚性支出增加，再加上稳定经济增长的责任，未来政府加杠杆是大概率事件。政府加杠杆的速度将快于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速度。美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也运用了增发国债、减税和接管破产私营企业的政府加杠杆策略。我国当前正在推行地方债置换和资产证券化则是一种既不压缩社会融资存量水平，又降低债务利息负担、提升债务可持续性的“优杠杆”策略。我们要警惕通过炒高股市来提升股权融资比例、从而去杠杆的思潮。股市的波动性远大于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日经指数曾经在1989年12月29日到达了38915点的顶峰，如今25年过去仍远未恢复元气。在股市的低迷之中，发行股票融资自然不如到信贷市场以低利率借钱受欢迎，去杠杆也就难了。

最后，全球化的竞争不是和一般国家的比较，而是向顶尖国家看齐。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经济现象，但大国中有两个例外，一是美国，二是印度，两个国家的出生率都高于中国，而且美国还有移民，到2050年他们都比中国年轻。我们不能环顾东亚，沾沾自喜于大部分近邻和我们一样老，而忘记了永葆青春的美国和活力四射的印度。另外，还有一个顶尖国家——韩国，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韩国的技术进步速度独领风骚。1985年至2011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3.9%，而其他OECD国家中最高的芬兰也仅有1.7%，G7国家则全部在1%以下。其实，我们基于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数据和对全民创新浪潮的美好愿望，已经在对2015年至2050年中国经济的预测中假定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3%以上，这一假定与OECD去年发表的《2060年展望——全球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一文相同，高居世界第一，甚至相当于该文预计的韩国未来技术进步速度的两倍。世界如此信任中国，我们不能不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