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着相当完备的智库体系，而通常被称之为“野村综研”的“株式会社野村综合研究所”则是其中的佼佼者。野村综研是1965年4月1日野村证券公司效仿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正式创建的日本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野村综研不论是规模还是综合实力，都被认为是日本众多智库中颇具国际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典范智库。2015年3月末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野村综研的总资本金为186亿日元（约合9.5亿元人民币），2014财年（2014年4月1日-2015年3月31日）的销售额超过4000亿日元（约合205亿元人民币），职工总数接近6000名。

然而，作为日本智库代表的野村综研，却曾经一度被质疑失去了智库身份。2004年3月，野村综研对其内部作为政策建议部门的研究创发中心的业务规模进行了大力缩减，将宏观经济分析部门剥离出去，并将40名经济学家转籍“返还”给了其母公司——野村证券公司。当时的研究创发中心除了主要的3名研究人员外，包括事务人员等在内只有10人左右的规模，不及野村综研当时3500名员工的1%。这3位希望留在野村综研的研究人员分别是研究理事富田俊基和中村实，以及出生于日本的美国籍台湾华裔研究员辜朝明（Richard C. Koo）。富田俊基（当时56岁）和中村实（当时54岁）分别于1971年和1973年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入野村综研，并分别从1996年和1997年出任野村综研的研究理事，二人都算得上是时任野村社长的古贺信行的前辈级人物，而辜朝明作为野村综研的首席经济学家，被称为是高薪聘请的明星级人物。野村集团的高管人员便曾坦言指出，这被认为是3人最终能留在野村综研的原因所在。然而留下来的这3人中不论是辜朝明还是富田，都是足以凭借各自的个人名义独立开展活动谋求发展的研究人员，而并非以野村名义发表政策建议之人，因此研究创发中心几乎名存实亡。对此，留下来的3名研究人员中，研究理事富田俊基不禁深表惋惜的感叹道，“宏观经济研究部队几乎全部撤出了野村综研，留下来的主要研究人员不过3人而已，研究部门离自然消亡怕是时日无多了吧”。事实上，富田俊基在1年后的2005年3月便离开了野村综研，作为中央大学法学系教授的同时，还兼任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的特别研究员。尽管在此之后，又有部分研究人员回流研究创发中心，但其规模已经今非昔比。这次重大的人事调整，也使得许多日本媒体质疑野村综研是否能够称得上是一家智库。

导致上述调整的原因，是野村综研在经营成本上的考虑。作为日本最大的证券咨询服务公司，野村综研虽以民间智库的面目示人，但其自始至终都是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组建并运营的企业性咨询机构，身为企业的野村综研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以营利为目标。实际上野村综研的类似结构调整在历史上就有过先例。1994年，出身于“野村计算机系统株式会社”的藤沼章久出任野村综研社长。在其接任后，为了将公司业务一体化，在开展经营咨询业务的同时，开始尝试面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承揽计算机系统的开发业务，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伴随着IT业务的不断膨胀，“综研职能”渐渐变成了公司的包袱，在野村综研集团内的地位也越发变得微妙。将分析研究经济景气和企业诊断等的部门设置在一个外在表象为计算机公司的内部，可想而知，其毫无存在感和发展前景。最终，野村证券在其内部又设置了“金融研究所”，选择了统合到野村证券的这条出路。

野村综研在研发部门处置上的问题其实也是日本民间智库困境的一个缩影。英美的智库大多依靠以捐赠为基础建立的基金来加以运营和发展，与之不同，日本的民间智库大多都是股份制公司形式，大多通过从母公司获得的“援助金”来维持运营，不足的部分则需要通过向赞助企业收取会费，或承接政府、自治体和企业等的委托研究和调查等来填补经费支出。在日本，由大型企业集团、财团或银行、证券、保险系统的金融机构等出资创办的智库在智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类智库以所属的大型企业集团、财团或金融机构为后盾，利用集团企业广布在国内外的分支机构和行业内的强大关系网，以及强大的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等优势，在为母体企业集团的自身发展和业务需要提供战略指导和政策咨询等服务的同时，通过向日本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以及其他企业提供咨询、接受委托研究等相关业务，还可以提升企业集团的整体影响力和话语权，达到强化与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树立企业形象，提高社会认知度，拓展市场范围和业务领域的目的。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来自于智库所隶属的企业。

日本的此类企业与金融机构附属智库的特殊地位，与其民间智库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走出战后复兴的日本一跃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顺利步入经济高速增长期，自1961年起，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社会各个领域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气象。为了摸索并制定社会经济产业构造的未来规划，从全新的宏观视角出发制定跨学科且综合性的社会开发体系，智库作为行政机构以外的独立自主进行政策研究和政策建议的机构登上了历史舞台。日本很多代表性的著名智库都是在这一时期为了顺应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需要而相继创建的，并且主要集中在被称为“日本智库元年”的1970年前后的“第一次智库发展潮”。正是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野村综研的创始人野村德七极具远见的将野村证券公司下属的设立于1906年的调查部独立出来，以此为基础在1965年成立了“株式会社野村综合研究所”。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应用和推广，野村证券公司在日本最早引进了商用计算机，1988年“野村综合研究所”与“野村计算机系统株式会社”合并后，新公司保留了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名称，将前者作为新公司的咨询与调查业务部门，后者作为计算机业务部门，并一直发展成为了今日野村综研集团的咨询和IT服务这两大支柱业务的源流。目前，野村综研的主要业务包括咨询业务、金融领域IT解决方案、产业领域IT解决方案以及IT基础服务。原野村综研集团会长、现任集团顾问的藤沼章久在出席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时，曾谈到野村综研集团90%以上的业务是IT支持服务，而咨询业务仅占集团销售额的约10%，其中虽有部分咨询业务是面向政府的，但总体而言，野村综研的项目客户仍以民间企业为主。

依托于集团企业使得野村综研类型的智库有着稳定且强大的资金来源，但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了智库在商业利益和公共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论是宏观经济分析还是政策建议，这些纯粹的智库业务都无法直接为公司赚钱营利，与此同时，智库职能部门所拥有的员工队伍还反而会拉低公司的利润率。因此，如果企业遇到财务上的压力，或者出于上市等目的需要强化利润时，附属的研究部门往往就成为了企业结构调整的牺牲品。进入21世纪后，一批民间智库因为陷入经营困境而被迫相继解散或重组，比如同在2004年3月，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因其所肩负的战后复兴使命随时代变迁而不复存在而被解散，藤田未来经营研究所则因母公司的经营体制变化和经营困难而关门。前述野村综研研究创发中心的人事大调整，也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曾于1991-1996年间出任野村综研理事长，目前是日本知名智库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的铃木淑夫直言：“政策建议等智库研究业务与追求利益相背离，两者难以兼顾，野村综研从其将上市作为战略目标的那一刻开始，便已注定了其今日的结局”。

与野村综研对照来看，日本的其他民间智库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比如，同属证券体系的日本知名智库“株式会社大和综研”员工总数超过四千人，但其中智库职能部门的所属研究人员和事务人员总共不足二百人，究其原由，具备智库职能的调查部门年年赤字，全靠上千人规模的庞大IT部门为公司创收盈利。相类似的还有银行体系的日本知名智库“瑞穗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瑞穗综研设有调查事业部负责提供宏观经济信息并提出政策建议，是瑞穗综合研究所的两大支柱之一，因其只从事自主性研究并不承接任何外部营利性项目，而无收入来源，是该研究所的成本部门，其运营经费完全靠其主要股东瑞穗金融集团提供。正因如此，铃木淑夫在夸赞“日本的智库是成功企业的勋章”的同时指出，“如果智库不能盈利的话，就只能被钱牵着鼻子走”。而株式会社UFJ综合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森永卓郎更形象地将这比喻为“就像是养宠物一样，当你觉得有趣的时候，你就愿意为此掏钱，当你不再感兴趣的时候，就不会再给予援助”。

就目前情况来看，野村综研的财务状况较为稳定，因此其研发部门暂时不会有再次动荡的危险。同时也有人认为，此类研发部门的缩减并不一定会降低智库提供公共政策服务的效率。如原野村综研宣传部部长森本照夫认为，“这些由野村综研转到野村证券的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原本就是在用野村证券的钱为野村证券工作，只不过现在换了个工作地点，回流到了野村证券而已，因此算不上什么大的变化，而且，和股票交易等商业行为相关联的研究与分析工作在野村证券公司进行的话会更加高效”。但是如何确保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能够有持续的动机来进行公共政策研究，这一深层问题却依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有人尝试学习美国走独立的非营利智库的道路。如原大藏省职员加藤秀树本着废除“官僚主导”而从“民间”的立场出发制定政策改变社会的理念，辞官发起设立了政策研究智库“构想日本”，其运营经费主要依赖于核心成员的支持和会费收入，其个人会员多达五六百人，每人每年的会费为1万日元。但是这种智库形式却面临着不少体制障碍。如日本税法中虽规定了“特定公益增进法人”制度，针对满足法定条件的捐助予以免税，但事实上能被认定为“特定公益增进法人”的智库却几乎都是官方体系的研究机构。面对这样的现状，加藤秀树曾指出“日本智库的发展需要效仿美国制定对于捐助的税收优惠制度”。因此，日本智库体系的转型道路依旧漫长，而在这当中，智库仍需要在商业利益与公共责任之间摇摆权衡。

（胡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