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O N Y给伸金公司的感谢状在旧厂房被发现。

东城33小镇，伸金公司旧厂房，蔡建军以前在这做保安。

伸金公司旧厂房，工人搬走后，宿舍一片狼藉。

信息时代让一切都进入加速度。估值几十亿元的企业其兴也勃焉，空有概念的企业其亡也忽焉。瞬息万变的市场，一夜之间就能沧海桑田。不过今天我们沉淀浮华，让时光回旋，从遗弃的厂房里一张感谢状说开去，跨越20多年光阴，讲一个有关于时代、工业与命运的故事——

那张感谢状有点泛黄，裱在木头镜框里，工工整整地挂在斑驳的墙上，落款日期是1999年。

借着窗口投进来的光线，宗玮凑近去看了看，好些不认识的日文，只依稀辨别出“SONY”、“感谢状”“伸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开始以品质”、“社长藤冈义久”等字样。

宗玮是这座旧厂房物业方的一个经理，11月27日带一个剧组到这里拍摄一个打斗场面，几步之遥演员交手正酣，道具白粉撒了一地。那是一座废弃厂房的二楼，剪断的电线从天花板泻下来，窗户的铝合金扭成条，前几日的雨水打进来形成一个个水洼，确实是拍摄警匪片秘密交易的绝佳场地。

他想象不到，在东莞东城乌石岗的这座面临改造的老厂房，曾经何以获得世界级品牌索尼公司的嘉奖？工厂鼎盛之时是怎样的一番光景？结束时老板为何没把这份当年珍视的“荣誉”带走？工厂如今又流向何方？

太多问题来不及细想。宗玮把这份感谢状摘了下来，怕剧组或者后来进场的施工队弄坏了它，“先护着再说”。

捡回垃圾成了宝

宗玮带剧组去老厂房拍戏，捡回一件“垃圾”。这在接手老厂区改造的文创园33小镇成了新闻。

40岁的物业副经理齐东曙很不解。

“这样的物什多得是，扔都来不及。我们就扔在离那堵墙不远的垃圾通道里。”

老齐那天和工友一起去那家老厂做清理，工友一不小心，从楼上掉进黑不隆咚的垃圾通道，“啊”一声心惊胆战，老齐提着心冲过去一看，工友结结实实地倒在垃圾堆上。这座老厂清理出来的旧家具、文件和一些办公用品，堆得比一层楼高，让工友捡回一条命。

在这个坐落于东莞高档商圈星河城对面的文创园里，一共有33座伸金这样的老厂房，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有印刷厂、五金厂、玩具厂、电子厂、玻璃厂等，不少为飞利浦、索尼、美的等国内外名企做代工，也有企业转型创立了品牌。

然而，随着东城作为城市中心崛起，这个地块的价值被重估。按照城区政府规划，乌石岗村属于东城中心仅存的潜力地块，可以与一街之隔的星河城遥相呼应，于是今年4月以来陆续回收旧厂房，帮助在产企业搬迁，把这里的老厂房进行三旧改造，改造成书店、美学空间、美术馆、音乐空间、创意空间、餐饮美食、休闲体验、精品酒店等。

齐东曙作为物管副经理，年内已经代表公司接管了不少厂子，许多旧物都是负担，统一收集然后搬去扔掉。

80后的宗玮把这个感谢状带回来有什么用，自己也没个确切的主意。33小镇的几位总监倒是对这张纸挺感兴趣，只是谁都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字。其中一位新来的艺术空间总监谢美丽，把感谢状拍了照片放上朋友圈，很快有留学日本的朋友，把原文翻译出来了———

“感谢状：

伸金股份有限公司殿，贵公司在RM-DM29系列开始生产以来，对品质的向上和生产性的追求做出精进努力；而且最近达成百万台的目标。对贵公司的协力，我司送上纪念品，兼表示衷心感谢。

1999年4月18日 ，SonyEngineering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 藤冈义久”

有人百度了一下感谢状上所谈的RM-DM29，原来是索尼的一款C D机通用的线控，带原装耳机现在淘宝上的专卖价是86元，十多年前买价就要360元，属于索尼发烧友必备神器。

小镇很快沸腾了。

“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厂曾经这么牛。“小镇工作人员们在朋友圈上争相转发消息，很快迎来不少询价收藏的人。厚街一位做工业旅游的人，出于个人爱好也想出钱收藏：“请开个价！”

老齐一拍大腿：“哎呀！真有这么多人把这当宝。这样的物什，我们扔的多了去。”

面对来自各方的收藏要约，33小镇的负责人则明确表示“不卖”：“我们也想留点历史”。

冬天的天气多变，一时阴雨一时晴，宗玮和他的小伙伴们接到最新的指示：不管晴雨，抓紧时间到小镇上围蔽施工的各家老厂房里“抢救”旧物。他们从伸金老厂的垃圾堆里、破碎的镜框里，拎回了《安全责任状》、《统计登记证》、企业章程等文件材料。

这些伸金厂文件里所写的法人代表和各类负责人，都写着同一个名字——郑裕丰。

台湾老板的传说

乌石岗村村委会对这个名字很熟悉。

“郑裕丰是伸金厂的老板，一个七八十岁的台湾老头。”村委会年轻一点的工作人员从没见过他，据说他年事已高，最近几年都没有回东莞打理工厂。

伸金厂属于台湾的伸金集团，在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都有工厂。今年10月份东莞厂宣告关停，远在台湾的郑裕丰通过这边的老部下办理了相关手续，还拿出200多万元给厂里善后，并补偿了在工厂留到最后的50多个老员工。

最后拿了补偿金走的这帮员工，多的在这家厂工作了20余年，少的也工作了15年。“拿钱的时候，工人都说这个老板有良心。”村里的人说，现在许多老板连夜“走佬”多的是，像郑老这样七八十多岁关停工厂，还给员工按照工龄予以补偿的老板，真不多了。

宗玮还打听到，伸金厂鼎盛时期有六百多的工人，结业的2015年也还在正常生产，老板年事已高，儿子不愿接班东莞的工厂。在东莞这块台商聚集重镇，二代接班一度是台商圈子讨论的热点。制造业投入大，风险大，对人员进行管理又复杂，许多二代都从事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接班就成为这些台商家族的难题。

除了江湖上还流传的传说，这位台湾老板其人其事如何？最终为何结束生产？宗玮和齐东曙都没追寻到更多信息。

厂里的工人拿了补偿，也散落四方。齐东曙只记得收厂时候认识一个老保安，拿了五位数的裁员补偿，曾经表态要留下来在33小镇继续当保安，老齐当时建议他：“一下子拿了这么多钱，先回老家陪陪老婆孩子吧。过年回来再说。”

后来那个老保安也没了音讯。

进入冬季以来，天气变得干燥。伸金厂周边支起脚手架、围起绿色的屏障，装修工拿着石锤进场，在一声声沉闷的凿击声中，原来的董事长办公室的隔间被打通，独立卫生间的马桶被移了出来，窗户重新打凿，草坪上堆起一堆建筑垃圾。

旧厂房的改造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重建、粉刷、装修，招商也在同步进行。按照33小镇的蓝图，接下来这里将打造成东城企业总部和高端商务办公中心，增建十多幢超百米高楼。不出两年，这里将面目全非，以高大上的姿态重生，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工人，也未必认得归路了吧。

日子过得飞快又平静。

宗玮以为，伸金厂的故事，也许就此埋在残垣断壁下了。

老保安重回旧厂

老蔡却这个时候出现了。

那个想在33小镇做保安的陕西人蔡建军，在12月初又与齐东曙联系上了。他在东莞另一个镇做了一个多月的临时保安，买了12月29日回乡的车票，还是想在过年前打听一下保安岗位，顺道回来看看厂子。

12月17日，这个暖洋洋的冬日里，40岁的蔡建军，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小镇的那一头飞驰过来，离伸金厂还有十几米就开始刹车，刚好停在门口，他很自然地把车一拎，靠在厂门口“不提供不良品”的标语下。

40岁的老蔡，长着西北人的国字脸，穿一件夹克衫，敞开扣子，走过来先看看大门右侧，指着空荡荡的马赛克墙面，咧开嘴笑：“15年前的8月份，我就是看了这里张贴的招工启事，过来当了保安。每个月600块。”

现在的厂门口蓝底的大铁门上锈迹斑斑，钢铸“伸金”的“伸”字已经掉落，“金”字的大红漆倒是格外耀眼。老蔡工作过的保安亭就在进门左转的厂房一楼，繁体字写就的“来宾到访请登记”几个字已经模糊。

老蔡轻车熟路地走过去，越过保安室门口的砖堆，走进十个平方不到的岗亭，满脸都是欣喜：“你看，这是我们的《保安规则》。这是我们的办公桌，前台登记就在这里。还有，还有我的值班登记还在墙上，你看，‘蔡建军’就是我的名字。”他兴奋地做着介绍，全然不顾那块写着《保安规则》的白板已经歪了下来，前台登记的桌子蒙了一层灰，堆到残砖之中，连门窗都已经被拆除。

只有当他蹲下来，在一个散落的铁抽屉里，拿起两张贴着员工照片的工卡，老蔡才降低了声调：“张月勤，十几岁就来厂里工作。潘欢欢，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了。”他边说边用手把工卡上的灰抹掉，突然又扬起头，指着值班室另一个门的方向。

“那是打卡室。上班、下班都要经过这里打卡，墙上那个黑色的印子就是原来打卡机在的地方。”老蔡越说越兴奋，眉飞色舞地往前走。

这是一座L字形的厂房，一楼数千平米空荡荡的场地，“这里是接线缆的车间，我老婆曾经在这个车间工作过。”

沿着卸掉扶手的楼梯上去，二楼就是剧组借取的“无间道”外景，“二楼有别机，有成型，一条线上十几台机器排开，一个模具放进去咔嚓一下拿出来。整层一起工作的时候，咔嚓咔嚓的声音很壮观。2000年之后那段时间，一天加班12个小时，半夜整栋楼都灯火通明。”

“三楼有部分仓库，每次运货就从2号楼梯下去，高峰的时候一周两三卡车的货运去海关。搬运工累了就在门口的草坪歇气。”现在的草坪上堆满了残砖，围蔽施工的厂房时不时传来沉闷的凿墙声，这都没有妨碍它在老蔡的眼里“活”起来。

草坪另一头就是员工宿舍的餐厅。“我老婆不到20岁进厂，我们工友吃完晚饭经常拿个纸箱皮在草坪上坐着聊天，我们就这么聊啊聊就好上了。”说起这个，老蔡脸上的西北红更加明显了。

“那么，你见过这张感谢状吗？”小镇的人拿出手机上拍的照片。

老蔡端详了一下，肯定地说：“见过一次，在董事长的办公室。就是不知道它写的什么，好像是日本人写的字。”

伸金厂的15年

说起台湾老板郑裕丰，老蔡连说“是个好人”。

他第一次见董事长是2000年，入厂将近一个星期的时候。“个子矮胖，腰板挺得很直，穿着黑色夹克，说话的声音就像台湾电视剧里一样的。”老蔡往前推算，那时的郑裕丰应该也有60多岁，印象很深的是没有白头发，也许是染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也不像花甲之年。

老板在饭堂打了饭，过来问了他一句：“你是新来的吧？伙食怎么样？”

年轻的老蔡点头说好，老板也微笑着点点头。后来每次见到老板，老蔡都是这个招牌式的微笑。每个周一上午的早课，是老板最严肃的时候，在厂房前的草坪上，面对六百多员工，讲生产和厂区卫生问题，声如洪钟。

那时候工人的干劲可叫高。老蔡的老婆也经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多的时候加班费与工资相当。厂里每天有不少车和来宾进出，有的送原材料，有的出货，有的是供货商和订货商登记来访。

“一天到访的登记，往往就写满一页纸。”老蔡入厂在感谢状的年份之后，没有亲历迎回这份殊荣的情景，不过后来在治安亭经常会迎来日本、马来西亚的客商或者金发碧眼的老外。他也知道公司是索尼和飞利浦的供应商，“生产的DVD那根线当时就卖300多块，还生产光纤和端子，一米也能卖几百块。”

那个时候老板真是挣钱啊！老蔡不止一次如此感慨，不过好在老板也经常给员工发福利，逢年过节的粽子、月饼和年货都少不了，最让人称道的是：“从15年前一个月600块，到后来破产结业的时候月薪3600块，发工资从来没迟过，都是月底准时发。工厂还给他交了养老保险。”老乡都说老蔡找了个好厂子，老蔡也面上有光。

然而，这样的好光景，似乎被时间悄悄偷走了。

大概是2008年前后，厂里流失了一些工人，也没有再补上，五六百人的厂子，人数逐渐减少。到2010年后，每天到访的人和车也开始减少，来宾登记一天有两三个，有时候甚至没有。工人慢慢没有班可加，厂里的设备也没有更新，感觉安静了很多。

老蔡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而此时，伸金厂的“大金主”索尼，也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倍感压力。2008财年，索尼亏损29亿美元，2009年亏损4.41亿美元，2010以及2011财年，亏损数额分别达到32亿美元和56亿美元。索尼市值由2000年的最高值1250亿美元一度下降到170亿美元，下挫速度惊人。2012年4月1日，平井一夫出任索尼集团总裁兼CEO，索尼帝国仍然回天无力。

老蔡最后一次见到老板郑裕丰，是在3年前。那时的郑裕丰基本都把工厂交给别人打理，一年只回来一两个星期，那一次见面时还有招牌笑容，头发已经斑白，脸上也多了风霜的痕迹。

工人们私下里都说“厂子不行了”。当年十八、二十岁的姑娘小伙，现在都成了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这家不做去哪家呢？年纪大了别的工厂还不要呢？

“做一天算一天吧”。

陪着工厂曲终人散

最近这两年，老蔡他们不止一次想到过“这一天”。“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有些意外。

那是2015年10月8日，休了一个“十一”长假的老蔡回厂上班，发现工厂大门被锁上了。

“厂子关停了。”周边的人这么告诉他，老蔡一下急了，这可怎么办？我就这么失业了呀？按照这里惯例，工厂一倒闭工人就去找劳动管理所处理欠薪等问题。

老蔡和一群工友找到劳动部门，意外的是，老板不仅没有拖欠他们的工资，而且还委托管理人员告诉大家，会拿出200多万元安置跟了自己一二十年的老员工。员工们都拿到了一万元到几万元不等的补偿。

“是个好人啊。”老蔡嘟哝，这样一个好人，厂子怎么也办不下去了呢！

工友们打听到，老板曾经想让儿子接班继续做这个厂，可老板的儿子在美国做音响行业发展得不错，只能兼顾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工厂。最后老板只能无奈结束了东莞的工厂。

伸金厂里的50多个老员工，也陪着工厂走到曲终人散。

这个时候老蔡掐指一算：“从2000年8月入职到2015年10月，我的养老保险刚好买足15年，我退休算是有着落了。老婆中途辞工回陕西老家一段时间，也买了8年社保。”老蔡挺遗憾，最后厂子结束，还盼着郑老板回来见上一面，这个念想也没有实现，“也许是年纪大了，坐飞机不方便。”

工人们就此离散了。有的在别的镇区找到了新工作，更多的因为年纪比较大，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就回老家过年了。

只有老蔡，在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回到了这个回忆满满的地方。

听完了老蔡的故事，齐东曙和在场的同事，在阳光下站立良久。公司的公关总监吴双对老蔡说：“不怕，以后这一片厂区还会在，你们的根还在。只是会改换一个新的模样。”

伸金上万平米的厂房，正在加紧施工改造。周围其他在产的工厂，生产线也已经搬到新的地方，将统一改造成为东城新中心城市文化商业复合体，同时引领孵化器、休闲、文化等新经济。黄金地段建筑用途的改变，也标志着东莞从一个传统的三来一补制造型城市，向智造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更多的劳动力被重新分配，资源也向有活力的新产业倾斜。

乌石岗也将以新的姿态重生。

“不过以后，小镇的改造不会将这些工业痕迹抹掉。”吴双说，宗玮、齐东曙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已经着手在厂房里寻找有意味的印记，可以是工厂的铜质大门、一个工牌，也可以是一片涂鸦，这些特殊的标记以后也会出现在33小镇的咖啡厅或者艺术馆。

“到伸金厂改造开业的那一天，老蔡你带上妻子一起回来看看吧。带上这张感谢状合个影。”小镇发出邀约。

“好的。我们一定回来。”老蔡允诺了这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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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 杨洋

摄影：南都记者 方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