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凤凰财知道

现在很多企业家会关注这些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摆脱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投资机会是不是比以前小了？我试图就这些问题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规律

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甚至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历史发展直接相关的。学界以西方标准来划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社会：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繁荣；

传统社会：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十五世纪，所谓的千年黑暗时期，其实中世纪并不黑暗；

现代社会：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进入现代社会。

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也都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代表着西方社会、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1、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英国首先转型为现代国家后，别的民族别无选择了，必须跟着现代化，要沿着这个轨迹向前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像中国这样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跟不上世界步伐。现代科技、军事显示了压倒性的力量，迫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认真思考如何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也迫使日本在19世纪中叶开始明治维新，迫使德国在19世纪中叶，从农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启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上的突出特征是工业化，由农业经济转为工商经济。社会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从农村转向城镇，城镇成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再是以前传统社会那样以农村为基础。

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和日本紧随英法推进了本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现代化虽然可以上溯到1840年，开始则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真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给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带来了经济的超速增长。英国工业化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就超越传统社会；19世纪德国日本工业化时，经济增长明显超过了老牌现代化国家英国；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西方的发达国家。

2、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

为什么现代化、工业化能带来经济的超长增长？为什么从传统社会过渡到工商业文明会使经济起飞？

第一个原因是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结构，解放了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后期还有资本，这些资源从封建的庄园和分设束缚中解放，资源在市场的自由流动，极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不仅体现为供给和需求的更好衔接，还体现在社会分工和协作得以在巨大的规模上展开，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分工不断深化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个效率的来源，斯密在伟大的著作中《国富论》指出了。为什么英国能突然发力，使经济高速增长？他考察了英国经济，英国的土地、人力并没有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源自由流动基础上，可以进行社会分工、并一步步深化，他举出了著名的例子，过去一个工人负责从下料到抛光的整个生产过程，即使资源总量不变，只要改变这个生产方式，就能几倍十几倍的提高效率。实现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把下料、成型、钻孔、抛光，全都分解，每个工人负责一个环节，提高了工人技能，也使操作变得简单，可以使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斯密在世界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揭秘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表现为能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建立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在英国。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刺激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没有私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会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不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这个观点是诺奖得主诺斯提出的。他说英国的发展不是因为技术发达，而是因为其制度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这是企业家持续投入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从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来看，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什么奇迹。每个国家、民族在工业化、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经历。从世界范围、历史角度来看，工业化、城镇化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3、经济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

在工业化之后，我们观察到世界各国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就是现在通俗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关注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为什么在初期工业化之后，大多数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曾经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到一定程度，如同19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国家，它在赶上西方国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经济上、技术上的停滞不前，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卫星国解体转型的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他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一个是市场的缺失。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的空间，资源、效率长期低下，民间激励不足，没有创新的动力，技术落后，单纯依靠国家的强制资本积累来驱动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索罗的诅咒”。

索罗教授是MIT的经济学教授，以增长理论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洞见就是，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资本积累、依靠投资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来实现经济超出传统经济速度的增长。但是这样的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长期失效，使其对外无法承担冷战军备竞赛的动速，其低效率的经济背上了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对内不能够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所以这个经济形式就难以为继了。1990年前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纷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计划经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场的缺失，使私人资本无法发挥他的创造力，技术上长期落后，仅仅依靠国家官僚体制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类，是东南亚和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民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存在着市场，允许私人资本的经营，但是由于政治结构、制度体系所决定，私人企业家没有把他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更多的用于技术创新和理性经营，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运用政治上的行政权力获得资源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垄断资源、垄断市场而获取利润。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也像计划经济国家一样，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头承诺换取选票，用民粹主义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当选之后造租寻租与商界勾结。在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人治实行法治？从经济学角度讲，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场效率无法充分的把握，而法治有明确透明的规则，可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这种有稳定预期的情况下，企业家才可以进行长期的个别的研发投资。只有明确规则才能显著的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中国企业家都在抱怨说交易成本太高，因为过去有掌握公权力者吃拿卡要。你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他要吃什么、拿什么、卡什么、要什么。没有明码标价，你需要去猜测，所以这个交易成本不仅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就能表明的，而是远远大于吃拿卡要这些成本。企业家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市场上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则，事情就很难办。不怕繁难的规则，就怕规则不明确。市场之所以要强调法治，就是要明确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树立起稳定的内在的机制，使企业家能进行长期的商业投资和计划，特别是在当前极为重要的研发方面的投资。

由于东南亚拉美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交易成本高居不下。虽然有市场，但是效率低下，又没有创新，企业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权力拉关系，这样的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加容易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另外一类国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低等收入陷阱，比如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不能建立稳定的秩序，工业化、服务化无法发展，到今天依然是传统经济方式，使得他们长期的陷入低等收入陷阱。

凯恩斯模式害了中国

1、德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

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只有德国日本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拉美和东南亚相比，他们的区别在于：

德国和日本实行的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释放了私人资本投入创新的动力。

在这两个国家，技术在不断前进，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德日两国的问题，在于经济现代化、法律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传统的政治体制，于是先后走向了集权和战争。这是现代化的历程中，我们不得不汲取的一个沉重教训，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是全面的现代化，仅有经济的现代化远远不够。如果政治现代化不能够跟上的话，会给本国民众、给世界造成重大的损失。

2、中国的斯密式增长模式与凯恩斯式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前30年是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实现了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非常有限的工业化。这个有限工业化，可以用一个指标来衡量。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夜，中国的城镇化队伍只有20%，工业化和城镇化本应是齐头并进的，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城镇化起码要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工业和商业。20%的城镇化数据，说明前30年里，工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都非常的有限，只是提供了保证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国家建立了秩序，保证了国家安全。基本的工业化所取得的这一成就必须给予肯定，但另外一方面，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下，中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效益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把前30年有限的工业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从1978年到1990年末，中国是遵循了斯密式的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到1990年末期，我把这个阶段称为斯密增长模式。

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政策上国退民进，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的工商业部门，从低效的国有部门转向高效的民营部门，制度变革，彻底改变了企业家和劳动阶层的激励机制。这一改变，提高了企业家对劳动阶层的生产效率，这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20年增长的根本动力。

第二个阶段，19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从斯密模式转向了凯恩斯模式。

增长模式的改变是无声无息之中发生的，其主要表现是政府逐渐走向前台，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政府的规划替代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拉动投资需求，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3、斯密模式与凯恩斯模式的根本区别

斯密模式与凯恩斯模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依靠民间的创造，提高效率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后者是依靠政府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

其中，国进民退、政府拉动投资需求、驱动经济增长的代表性政策是1998年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1998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自那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变成了常态，起码变成了主流的常态。效益有所提高，但是民营经济在向后撤退，政府不断地向前推进。

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的扩张性财政。2009年提的是4万亿，政府利用经济干预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达到了一个高峰。在2012年又推出了4万亿2.0，媒体没有高调报道，因为这个政策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根本性的否定。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改革开放前20年的斯密增长模式，把中国从低等收入国家推进到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由于斯密模式转变成凯恩斯模式，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我们就掉进去了，现在很艰难地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

为什么收入提高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要想维持比较高的速度越来越困难？原因就在于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长期依赖政府的刺激性政策拉动需求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的企业，包括民间企业、国企在内，不去关注技术进步，不去关注创新，而是每天盼着政府又出台什么政策？哪个行业又得利？我要站到哪个政策的风口上去？风口说早就有了，过去是讲政策风口，现在是讲互联网风口，都想借助互联网的风口和政策风口吹到天上去，而忘记了企业应该做什么事。用经济学上的原理解释，政府不断的进行投资，其结果是索罗教授说的边际收益递减。投资投的越多所获得的效益越少。投的越多，产能越大，价格越低，企业投资回报率降低，这就是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减到0的时候，政府刺激性政策已经没有用了。边际收益等于0时，再投资，增长还是停滞，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由来。

“中等收入陷阱”说的是什么？就是投资的效益基本上已经转为0了。从宏观全局来讲，你现在投钢铁、水泥、煤炭，收益是负的，投资收入比你自身的成本还要低。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了，不能靠拉动投资来谋求增长了。

4、凯恩斯式增长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

过去十几年间，凯恩斯式的增长模式，使国有经济扩张，加速了投资边际效益递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过剩产能。众所周知，国有经济的效益比民营经济显著低，就市场来观察，道理其实很简单：不断依靠投资刺激，形成的生产力超过了购买力的增长，最终形成今天中国经济宏观层面上的第一大难题——过剩产能。这是十几年间靠政府政策拉动投资的结果。现在工厂要去产能，社会稳定也受到影响。

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地方政府的大量债投。这是今天必须面对的又一大难题。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救助，去年应该已经有企业破产，地方政府的债投对中国政府宏观层面的管理做出了一大贡献。

第三个严重的后果是银行资产质量弱化。银行的坏帐现在从账面上来看，已经十分明显，这两年也公布了相关数据。但是因为财务报表造假，可能坏账比率比公布的数据更大。长期的拉动需求来维持增长，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向日本和德国学习，对供给侧改革的三个建议

面对着长期拉动需求来维持增长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去年中央政府提出强调反向供给策略，坚决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否则我们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现在大家都在谈供给侧，供给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解释就是从政府拉动需求，转到供给侧的企业提高效率，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需求侧的政府转向供给侧的企业，让企业重新成为经济舞台的主角，而不是政府。重新回到改革前20年国退民进的方向，供给侧效率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是可以持续的。那么供给侧的政策有哪一些？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全面准备，而不是结构性准备。所谓结构性准备是有增有减，总是增的比减的多。我们不能再玩名词游戏，全面准备不仅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帮助其度过难关，也是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企业支配，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市场进行配置，而不是由政府配备。

第二，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打破行政垄断，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就是不断缩小国企规模，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管制，解除管制，把重心放回到经济发展上去，才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企业独立的司法体系，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长期研发投资，这是供给侧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如果没有司法改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困难。

我认为在世界各个国家，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日本和德国，而这两个国家，都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这点值得我们去借鉴。

经济下行，遍地都是投资机会

现在的形势，并不意味着我们企业没有投资机会，现在遍地都有机会，投资机会比以前还好。我非常钦佩投资界的圣人巴菲特，他就是喜欢熊市，因为牛市资产价值太高，他喜欢的股票，总是在熊市时大量购买，他重视的是投资回报的高低。所以看来没有机会的时候可能蕴藏了巨大的机会。虽然我们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但是必须要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起码有了基本的产权保护，已经有了《物权法》，反观计划经济条件下，产权是没有保护的。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资源配置和民营企业起码有了半壁江山，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远远的超过了半壁江山，创造了80%的就业机会，GDP 超过了百分之五十，税收也最高也到过50%，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的成就。就在有限的产权保护下，就在这半壁江山中，我们可以做很多事。现在因为经济下行，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时机。经济上行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赚钱，没有人想到创新，没有人想着研发投资，只有少数企业去想去做。华为几十年研发投入，从来没有松懈过，才造就它今天的市场地位——不是全国市场地位，而是世界市场地位。华为几十年的研发，厚积薄发，从而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过去很多企业是机会主义式的经营，把精力用在捕捉市场机会，这没有什么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前潮的消失，今天企业的竞争不能再靠机会主义。企业必须踏踏实实的来做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把自己的资源从制造转向研发转向创新。经济的下行，迫使很多企业进行痛苦的转型，这正是我们的投资机会。有一些企业民营企业转不过去倒下了是很正常的，但是一些新的企业带着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来到市场上，这就是我们的投资机会。

勿盲目跟风，中国企业家要学会独立思考

另一个方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技术不断加速的时代，也有大量的商业机会。现在的一些投资，基本上都是在互联网、医疗、文化产业、娱乐等方面，这和我参加的其他会议上所看到的投资方向都不一样，方向显得比较集中，这让我有点沮丧。

为什么大家都一窝蜂地朝这几个方向去？我们的企业在过去，在制造业红红火火的年代，做的就是同质化的产品，今天的投资又是同质化的方向。中国人、中国的企业家什么时候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有独辟蹊径的勇气？那么我会感到很受鼓舞。不要低估我们的传统行业，投资机会不是只在健康、互联网、文化教育、娱乐等等这些行业，这个只是目前的潮流，目前的风口。实际上传统行业有着非常大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不习惯于独立的思维，进行独立的分析，以为找不到机会。

报纸上记者鼓吹这个潮流，那个方向，事实上这些记者做过企业吗，做过投资吗？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他们的脚步呢？万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你了解创业是怎么回事吗？创业是万众干的事吗？创业成功率是多少？有没有达到5%？舆论在鼓吹互联网+，但你做过互联网吗？没做过为什么要往互联网的方向+呢？两年前我讲过，所谓的O2O，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样讲很得罪人，有一个人曾直接站起来批判我，我没有和他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年一年就有1400多家这样的企业倒闭，今年应该是O2O的暴风年。

现在，我们还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做创新试验，这自相矛盾，是一个悖论，所以一定要用创新的思维做创新的试验。

创新的思维是什么？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独立地分析，不去听信媒体报纸宣传的机会和风口，永远把自己的角色建立在扎实的分析基础之上。

昨天我看到一个做农产品批发的人，他有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三级批发市场，说这些批发市场的分级量、名额还不够。这些批发市场正是所谓的互联网思维要消灭的中间环节。我看了实际的运作过程，我明白了起码在农产品的消耗环节上，不可能像互联网思维说的那样“去中间化”。因为中间化的效率比你点对点的效率还要高。

投资不是投一个概念，互联网思维认为“去中间化”后的效率高，那是忽悠出来的效率高。你试试点对点将农民和消费者的餐桌通过互联网链接起来，会是什么效果？这必须要提供一定的批量才能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很有可能超过了你消灭中间层所带来的成本节约，所以不能够只看概念。全国四千多家的公司去做互联网金融，其创始人大多数没有做过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是金融，不是互联网，这些公司实质还是在做金融，不是在做互联网。电商的本质是商，不是电，你商得好就做成了电商，所以在最新潮流面前，在各种各样的新奇说法面前，一定要保存我们独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