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 ：“鸭梨状”——工人奖金减少日子变差

我和同门谈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黑濑笑着说：“日本越来越有些像个(上半部小、下半部大很多的)鸭梨了。”那时我在日本学习经济学，也教授过这门学问。每到假期师生去农村、工厂做调查时，很多农民会拿出账本，并不避讳向师生展示收入和支出情况，即便是1日元也常记录在册。那些年，从调查结果看，日本农民的收入明显减少。当时给出的解释是日元升值，大量农产品进口，自产农产品价格不能再提升，造成农民收入停滞。我去静冈县农村定点调查时发现，因连续几年收入减少，有农民开始去城里打工，但城里工作并不多。这意味着，农民成为中产的可能变小，已经中产的人开始下滑到较为贫穷的状态。

城市也出现问题。一些工厂和企业的工会过去通常看自家企业的效益和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待遇向资方提涨薪要求，但渐渐有工会的负责人表示，当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宁可不提奖金、不涨工资，因为保障员工就业最重要。即使像斋藤那样的企业，高层收入还不少，但我去调研时，工人的奖金已不能保证全年发，好的时候发七八个月的，经营差的时候发三四个月的。奖金减少，日本民众并没有太多怨言，因为相信能好转。但实际上，90年代以后，奖金提高的希望越来越小，不少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

宏观地看，1989年日本股市走到极点，到1993年，日本土地价格也从最高点下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日本“失落”的开始，很多人对日本经济还相当有信心，认为经济学中最简单的循环理论，能解释上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相信新一轮的增长终究会到来。因为以日本这个规模的经济总量和体制，加上技术革新势头未减，经营改革仍不断进行，在国际化大潮下，日本经济还有更多发挥余地。那个时候，日本社会已经从“苹果”变成了“鸭梨”，但社会并不是“金字塔状”。很多人坚信“鸭梨”还能变回“苹果”，日本社会中产占主流，但实际上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已经泾渭分明，重回“苹果”状态，人人中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00年以后：“沙漏化”——平均家庭年薪减少两成多

有美国学者说，“IT经济泡沫崩溃后，美国社会发生沙漏化现象”。其实，日本在2000年以后，沙漏现象同样严重。沙漏与苹果、鸭梨有着很大的不同，社会开始不断地让人从上往下一点点地坠落，而且只能从上往下，没有自下而上，逐步走向整体均匀的机制。小泉纯一郎2001就任首相后，推行新自由主义，强调多劳多得、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让很固化的劳动体制变得灵活起来，资方完全可以在经营困难的时候，将剩余劳动力从企业中分离出去。我当时在日本教书，发现学生毕业后也能找到工作，但不是过去那样的“正社员”(正式职工)，相反，很多毕业生离校时，表格职业栏中写的是“自由”(没有工作或者是临时工)。

现在，我再次见到我教过的日本学生时，惊讶于毕业后选择临时“职业”的，现在还是临时工，四十多岁的人了，有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不了。再看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调查结果，现在日本从业者中，每3人就有一人是临时工。临时雇的人，其收入是正式职员的一半，最多为其2/3，他们大都难以跃进到中产阶层。日本“naver”网去年10月曾以“日本阶级社会实态：绝望的社会已经到来”为题发文称，如今的年轻人几乎都处于贫困层，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成为被称为“胜者”的正式职员。再过10年，随着时代进步，正式职员与非正式职员的区别不再是一纸雇用合同，而是阶层贫富差距。

日本统计局4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家庭支出较去年同期下滑5.3%。而此刻，日本央行正开会讨论是否加大货币刺激力度。厚生劳动省近期公布的另一个数据显示，2005年到2014年，工资变化最大的5个职业是：空乘服务员，月收入为32.8万日元(10年间减少26.8%);律师66.2万日元(减少26.2%);热处理工25万日元(减少21.5%);牙医57.5万日元(减少19.1%);金属检查工22万日元(减少17.4%)。律师和牙医勉强维持在中产阶层上，但收入剧减。这几个职业的减薪幅度与整个社会的变化吻合。1994年日本家庭的平均年薪为664.2万日元，但到2013年减少为528.9万日元，少了两成多。2013年以后，随着消费税增加，收入更加减少，日本中产的情况也变得更加艰难。2012年，日本相对贫困率为16.1%(年收入在122万日元以下)，该比例1985年为12.0%，1994年上升到13.7%，2000年为15.3%，2006年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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