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上，各国嘉宾就目前正在实行的量化宽松效果及政策反思进行探讨。

友邦保险集团CEO马克·塔克（Mark TUCKER）认为，从全球效果来看，形势有好有坏。量化宽松在美国起到了一定作用，欧洲情况不明朗，日本面临挑战则很大。谈到这一货币政策的具体效果，他表示，短期内，的确可以促进资产增加、收入提高等。而富达国际总裁布莱恩·康罗伊（Brian CONROY）说，人们会被更具风险性的资产所吸引，另外股市的上涨让资本市场受益，这其中包括养老金、全球性基金等社会福利。

不过，在场嘉宾依然强调，包括量化宽松在内的货币政策影响是有限的，长期效果值得探讨。例如马克·塔克就认为，货币政策作为工具是关键的，必须和财政政策、结构转型结合起来，三者不可分割。他认为，美国量化宽松之所以对经济能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离不开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配合。印度转型委员会经济学家比贝克·德布鲁瓦（Bibek DEBROY）认同这种观点，他从印度的情况谈到：“货币政策只是一个工具，但不是最重要的工具。”在他看来，经济出现的部分无序的确需要货币政策来调整，但同时亦需要考虑金融机构和财政政策的改革等。而印度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没有分离，中央银行同时管理了公共债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协调。

得以佐证的是，日本长达20年左右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似乎可以说明问题的核心。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委员原田泰承认，量化宽松实施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货币政策本质上应该是结构改革的补充，不能代替后者发挥作用，所以空间和能力都很有限。

在论坛上，不少人对印度和日本几乎完全相反的状况表现出极大兴趣——印度近几年一直维持着较高的通胀率和利率，日本则处在通缩和“负利率”的境遇中。原田泰分析了实行“负利率”的原因，他表示，下调利率目的在于解决经济长期衰退和通缩的问题，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手段使经济回到较好状态，实现中度偏高的GDP增长率。“我们现在的利率达不到这样的目的。日本中央银行用了量化宽松和质化宽松，现在又在实施‘负利率’。虽然方法不同，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必须要降低利率，否则经济没有办法继续增长。”对于日本市场是否处在资产泡沫或者是货币市场不平衡的状况，原田泰表示否定，他认为货币市场自身没有办法使经济回到较好水平，利用利率手段是适当的。当通胀率上升之后，会逐步调高利率。另外，该政策在日本国内也并没有产生“意料之外”的消极影响。

无论印度和日本的情况多么特殊，布莱恩·康罗伊还是认为，他们只是亚洲的两个极端，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介于二者之间。马克·塔克认为，中国在政策上就具有最大的灵活度，可以通过多管齐下，施以不同战略。

针对中国在货币政策传导方面的一些问题甚至是质疑，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银行信贷事实上进入了制造业。增长没有达到预期，主要问题在于金融交易、供应链和需求方面的约束。他具体解释，一方面，新旧行业交替之际，大部分信贷依然投入到旧产业，支持了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另一方面，银行业的结构对于新兴产业和企业来说并不完全合适。所以，必须辅以改革——降低门槛、开放市场、改善监管。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有经验可循，原田泰介绍，“日本银行希望保护一些行业和企业，这是种社会压力。但目前意识到了问题，正在作出改变，退出这些行业，行业必须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