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松田武《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的立意

战后日美关系的“实质”及其演变是学者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一般学者们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美关系沿着一种由占领时期的“强制性磨合”到“日本对美从属性合作”再到冷战后“合作与摩擦并存”的道路前行。针对日美关系的这种演变过程，学者们往往以美日安全保障问题或经济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论述，而对两国的文化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且，国际关系史学界的许多学者逐渐认识到，从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已不足以更为深入地解释战后日美关系何以会长期维持一种合作与冲突相互交融、却仍然十分牢固的现象，从而更加注重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解读。

有鉴于此，松田武教授指出“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把安全保障、经济、文化这三个构成两国关系的要素全部综合起来”来分析战后的日美关系。松田教授借助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来论证战后日本何以会形成一种对美国的“依存关系”，并借用“世界体系”和“文化霸权”的概念来剖析美国对日软实力战略的实质和弊端，同时指出日本自身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特征和冷战格局的变动对这种“依存关系”的冲击和阻碍，进而得出日本对美形成了“半永久性依存”这个结论。

二、美国软硬兼施，培养日本知识精英的亲美癖好

通读松田之书可以得知，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在改革日本文化、建立和发展同日本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极力避免让日本国民认为自己制定的日美文化交流计划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色彩。但是，美国利用之前有关日本的地域研究成果，认识到战后日本国民在精神和心理上处于真空状态，而日本传统的等级序列观念、集团心理和国民信奉权威主义的心态等等可以被用于培植日本的亲美派。

美方所制定的日美文化交流计划尽管遵循“双向性”、日美共同策划和官民协调与合作的三项原则，但其无不是从自己霸权国的立场来思考日美文化关系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日美文化交流制度化的过程中，美国将自己的经济实力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提供的资金同自己的文化吸引力巧妙地结合起来，用以振兴或支助日本知识分子从事美国研究、召开美国研究研讨会，其结果正如松田教授所述，一方面巩固了日本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学阀制度和大学内部的派系特征，另一方面致使日本的研究者养成了依存于美国的习惯和癖性。

美国精心培养起来的这些日本精英阶层为了表示感谢，一直默许美国的文化霸权，而且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结果，美国对日奉行软硬兼施的政策导致日本形成了“难以割断的对美国的依存体质”。而这些正是美国巧妙运用软实力的体现，也是美国软实力的危险之所在。

三、满足战后日本自认是亚洲领袖的虚荣心

松田教授指出，美国对日软实力战略还体现同日签订《对日媾和条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过程中。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形成，将日本留在西方国家阵营之中，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之一。为此，一则美国对日奉行“软和平”原则，与日本这个旧帝国构筑友好关系，同时对日执行“完全的且没有制约的”主权回复原则，以让日本成为自发的、协作的、可信赖的自由世界的一员，并充分考虑到了对日媾和所需要的条件，即保障日本的安全；保证日本在经济上的存立；扩大发展与日本的文化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对日媾和条约》，以及在充分照顾到日本国民自尊心、免除其芥蒂心理之后所达成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是美国恰当地运用自身的软实力让日本在军事上形成对美国依赖的例证，进而也实现了美军驻留日本的两个目的——既结束了在日本的“力量的真空状态”，保护日本免收外国袭击，又能防范日本自身的鲁莽军事行动。

在松田教授看来，维持日美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对日美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在日美关系史上，从占领统治日本这个特殊时期的局势来说，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作为美国小伙伴的日本的国家利益是相符的。而且，对日占领结束以后，日美两国形成的这种“从属性协调”的国家利益关系可以说在根本上仍在持续。

四、利用日本的民意

此外，美国的软实力还被应用于“同化”日本的普通民众。美国占领当局利用现代的宣传工具、建立文化中心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使日本国民了解美国的文化、理解美国、进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与此相配的措施是发挥日本社会精英特别是亲美势力的作用，利用日本普通国民的权威主义心理，让知识精英向普通国民传播美国的深层价值理念，进而顺理成章地在日本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对美依存体系。

还有，日本之所以会形成对美国的半永久性依存关系，与冷战格局的形成和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据松田教授所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冷战局势愈演愈烈，日美关系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的人气和研究美国的热情在日本也随之提升。日本的知识界，特别是媒体界对于有关美国的信息和知识的需求急剧增加，从脱口秀等电视节目中的短评到刊登在书籍或大众杂志上的报道，美国研究的成果极受欢迎，成为了富有价值的商品化的东西。

日本的研究者意识到了日本社会的这种美国文化热，并取经于美国。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顺势对日本知识分子展开文化攻势，发动“真理运动”，以防共产主义乘日本国民在精神和意识形态双方面的“真空状态”而入，并对日本的需求表现得十分“慷慨”。这样不免有很多日本的美国研究者对美国的“慷慨”的依赖心理愈发强烈。从而导致这些身为道德评论家的、研究美国的知识分子们，愈发难以承担自己原本的社会责任。

可以说，战后美国在运用自身软实力的时候处处散发着灵活巧妙的味道，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战略目的。不过，松田教授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美国对日软实力战略之所以会取得很大的效果，除了美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吸引力之外，是离不开日本国民的配合与合作的。

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以统治-从属关系为前提的文化帝国主义关系。作者认为，不可否认，美国对日本的影响远远大于日本对美国的影响。然而，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并非单方面的简单的过程，不是凭借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给日本施加压力，强行地让日本人接受美国文化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文化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式也不是日本人单纯地、被动地接受美国文化。

实际上，日本国民受美国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反应是多种多样且复杂的。日本人中有的特别积极地、贪婪地想要学习美国文化的人，也有抵抗美国文化的流入、全面否定美国文化的人。总而言之，日本人是有选择地在汲取美国的文化。

五、不甘心的日本保守主义势力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所持的选择态度是日本形成对美半永久性依存关系而非永久性依存关系的重要原因呢？从松田教授的论述来看，可以这么说。然而，在松田教授看来，这种选择态度除了含有依存美国的倾向之外，也有蕴藏着脱离美国控制的国家主义倾向。针对后一种倾向，作者特别指出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价值观。

具体而言，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终极目标是，在西方价值体系和日本价值体系之间取得绝妙平衡的基础上对日本进行改革，以日本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观为基础构想日本的未来，期望日本的未来是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亚洲发展模式。他们确立了经济独立的目标，并只打算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而这意味着日本领导者必须向半封建主义、权威主义等与日本的旧体制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传统的日本价值观妥协。

保守主义者不断强调，日本的目标是通过寻找能够解决国内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法来攻克“现代”，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打败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

随着占领临近结束，加之亚洲各地国家主义浪潮的刺激，日本国家主义情绪也表现得日益明显，如公开严厉批判占领改革；重新审视在占领初期盲目而全面地接受美国式事物的态度；不再直接引进西方文化，重新评价本国的文化遗产；强调在日本传统生活中体现的精神和物质的价值等。

在此背景下，日本保守主义的复兴、崛起和重新执政，令美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两大必要性：一是，为了将日本国家主义的复活变成是富有建设性的东西，必须使用包括心理战项目在内的一切手段，以规定其方向。第二是避免让战后日本由于国家主义的复活而回归到战前独立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而且，由于日本经济状况的改善前景未必明朗。所以，美国人开始更加重视日美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可是，美国对日实施软实力战略的过程中尽管极力掩饰自己的原初目的，但是由于美国对日文化政策常常以不民主的方式贯彻民主主义的理念，如提倡言论出版自由却又出于冷战需要建立审查制度妨碍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进而破坏了自身文化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形象，使得美国软实力战略的功效大打折扣。因此，可以说占领时期移植到日本的民主主义在制度方面、思想和价值观方面都没有深深扎根于日本国民中，不能只归因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自身所存在的弊端。

六、我们该如何看战后日美关系

由此可见，美国在对日运用自身软实力的过程中，虽然精心竭力制定周密的计划、充分利用对日本的地域研究成果和各种现代宣传手段，让日本国民自上而下地在文化上形成对美国的依存关系，但是却很难抹灭日本的国家主义情绪和日本文化中的传统因素，也很难在风云变幻的冷战格局中保持对日的绝对优势。

回过头来看，对日占领时期，美国所能做的不外乎根据日本和国际的实际形势来制定具体的应对方案，并巧妙地与日本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最大限度地获取、保证和维持美国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的利益。

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的软实力战略之所以会在日本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而没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取得如此的成效，巧也就巧在美国有着独自占领日本的优势，而日本国民的战败体验则驱使他们向强者学习。并且占领初期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文化政策的负责人，没有完全抛弃固有的成见，也自认为美国在道德、文化和知识方面全面领先于日本，乐于向日本输出自己的文化。

就战后美国对日文化改革和民主输出的成效来看，如我国学者张晓莉所言，“尽管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力量打着加强爱国心、争取民族独立的口号清算占领时期包括文化改革在内的各项民主化改革遗产，但其结果只是对日占领时期以美国为模型塑造的公民文化的局部修正与调整，美国改造日本文化的成果并没有被消除，日本人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的思想转变”。从这个层面来看，可以说这是美国软实力的善面和成功之处。

如果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批驳美国软实力有其危险性，也无可厚非。但是，正如约瑟夫·奈所言，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而非规范性概念，软实力既可以被用于正义目的，也可以被用来作恶。也就是说，判断美国软实力的善恶很容易被加入主观臆断。这样，对于研究者而言，就要更多地像松田教授那样对珍贵史料以及后续的解密档案，加以悉心的搜集、钩沉、整理和爬梳，并在此基础上探本溯源、阐幽发微，得出更为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