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出世的特朗普 距离白宫宝座越来越近，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直追希拉里，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于全世界来说，什么人入主白宫可能对不同国家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这些天，日本就变得越来越紧张，特朗普批评日本“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免费搭乘美国的安全列车”等言论，都有可能会让日本媒体和政治精英们心有余悸地回想起30年前美国甚嚣尘上的反日运动。

华裔男子因日本惨死

“你就要结婚了，不应该再去那样的夜店了。”

“妈，这是我最后一次。”

“不要说‘最后一次’，不吉利。”

1982年6月19日晚，27岁的华裔绘图师陈果仁与母亲进行了这番简短对话之后，前往密歇根州高地公园的花裤脱衣舞俱乐部参加朋友们为他举行的单身派对。几天后，他就将告别单身生活，步入婚礼殿堂。

当晚，花裤脱衣舞俱乐部的酒吧里还坐着两名白人男子，罗纳德·埃本斯是克莱斯勒公司的一个生产主管，他的女婿迈克尔·尼特兹是一名汽车工，刚被公司解雇。脱衣舞女对陈果仁的关注使埃本斯的怒火爆发，他骂道，“中国佬，日本佬，蠢货 ”“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混账让我们丢掉了工作”，陈果仁则回击“别叫我蠢货”。双方爆发冲突，从拳脚相向到举起椅子互抡，结果都被请出酒吧。

1982年夏天的底特律深处危机，在政府失业办公室、工会大厅外、施粥铺前，绝望的失业者排成长龙，他们失去了家庭、汽车、夏季别墅，而这些东西都来自曾辉煌一时的汽车工业。他们被称为“新穷人”，抑郁演变成愤怒，他们想知道是谁毁了他们的生活。很快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1978年，新的石油危机爆发，油价飙升，底特律制造的笨重的、八气缸汽车如同古生物恐龙，迅速被市场抛弃，日本汽车则因耗能低且便宜而广受欢迎。在这种情绪下，日本的一切都成为怪罪对象。

埃本斯和尼特兹追踪陈果仁及其华裔朋友，当晚开车1个半小时后在一个麦当劳店找到陈果仁，尼特兹将陈果仁击倒，埃本斯用棒球棒4次敲击陈的头部。一名现场证人说，埃本斯挥动球棒，好像棒球运动员打出一个全垒打一样，用尽了全力……

对埃本斯与尼特兹的指控和审讯反反复复，美国上诉法院最终轻判埃本斯过失杀人，缓刑3年，罚款3780美元，并在1987年5月1日撤销判决。陈果仁母亲对埃本斯进行民事诉讼要求其支付150万美元补偿，埃本斯却将其资产脱手逃离密歇根州，埃本斯与尼特兹都没有因此入狱过一天。2002年6月9日，陈果仁被害20周年纪念日前10天，他的母亲在屡屡要求正义而不得的绝望中去世。2012年，埃本斯终于在电话采访中对杀死陈果仁表示歉意，他称“那是我一生中唯一做错的一件事”。

“痛击日本有什么错？”

陈果仁事件是美国反日运动的一个缩影，但反日大气候在美国尚未完全形成。之后几年，美国的反日情绪向学界、媒体界、商界、政界全面蔓延。美国学者罗伯特·安吉拉用“痛击日本 （BashingJapan）”这个词来概括这一政治社会现象，并认为与种族主义有关。

1985年，美国知名学者怀特发表文章警告，日本对美国发动商业攻势，可能让美国的工业垮塌，他提醒美国人应该记住，距离珍珠港事件仅过去了40多年。此后，《纽约时报》开始刊载“痛击日本”的文章。不久，美国总统里根提名克莱顿·耶特为美国贸易代表，主张对日采取强硬立场。1987年，“痛击日本”“痛击日本帮”已成为美国媒体的关键词，对从1980年到2008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文章的汇总分析发现，“痛击日本”一词从1985年开始连年增加，1992年到达顶点。

里根政府对日本的评论一直很强硬，尤其在贸易方面。1988年，美国通过备受争议的“超级301”条款，尽管没有专门对准日本，但毫无疑问应对“日本问题”是其主要部分。美国一名观察家说，“你不得不成为‘痛击日本帮’成员，否则就会被视为日本游说集团的工具或者一个白痴，没有理性的中间立场”。1989年，老布什在任命希尔斯作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的仪式上，递给对方一根撬棍，言下之意希尔斯需要用它撬开日本贸易壁垒，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1988年11月，根据日美联合研发多用途战斗机项目——FSX计划协议，美国同意向日本转让F-16战机技术，但批评者说，日本东芝公司违反多边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条例在1982年-1984年间向苏联出口8台数控铣床，让苏联改进潜艇隐身性能。五角大楼评估说，这让美国失去了技术价值达300亿美元的优势成本。老布什政府官员理查德·达尔曼评论说，“一个被视为盟友的国家，转移可能轻松颠覆战略平衡的技术，看上去这是荒谬的。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容易会问：痛击日本有什么错？”作为对东芝的抗议，1987年2月，美国国会9名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山的记者会上用大锤公开砸烂东芝无线电收放机。

类似事件随后遍及整个美国。1992年，美国知名的《广告周刊》专栏作家彼得森声称，一家汽车代理商告诉他，如果有顾客想置换美国制造的汽车，就可以到他们那里抓起一柄斧头砸一辆在附近停泊的日本汽车，彼得森称这是“恐怖营销”。同年，《纽约》杂志刊登一幅图片：一名男子用大锤砸一辆汽车（暗指日本汽车），图片上写着“砸一下，捐一美元，钱将交给美国汽车协会”。由于类似事件频发，美国有人争论是否应该禁止大锤运动，因为禁令将极大改善美国的海外形象。

《日本可以说不》的还击

上世纪80年代雄心万丈的日本，当然不甘心被美国欺负。美国学者安吉拉1982年称，他发现日本对美国的批评产生强烈憎恨。日本对美国的“痛击日本”做出多种反应，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痛击美国”，到1987年时“痛击美国”甚至变成日本一项“新的运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泰德·卡朋特1992年分析说，“痛击美国”将美国描述成一个“下流的、罪大恶极的、正在衰落的世界大国”，称“华盛顿欺凌或玩世不恭地操纵日本”，或认为“美国制定了邪恶的战略，阻止日本走向伟大”，有人主张，日本已经足够强大，是时候切断美国的耻辱性依赖了。

“痛击美国”的高潮就是1989年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出版《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书中说白种人继承了对东方人的种族主义偏见，尤其是“美国对日本越来越情绪化，甚至歇斯底里”。书中还说，华盛顿已分裂为“樱花俱乐部”和“痛击日本帮”，后者寻找将日本作为美国自己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并对日本采取高压政策。石原主张，如果美国太过分，日本应该选择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技术卖给苏联。

美国对《日本可以说不》的反应异常敏捷，未获得日本出版商许可就翻译成英文，据说，翻译方与美国国防部有关，还有人说，中情局发起了对这本书的翻译，他们得到美国“痛击日本帮”的支持，将这本书作为抨击日本的新证据。《日本可以说不》的英译本在美国迅速传播，国会山的所有人都在读，每个拿到书的人都复印了25本以上。

美国这场持续十几年的“痛击日本”运动，其实是面对日本迅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焦虑，担心“美国世纪”被“日本世纪”取代。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滞胀，“痛击日本”逐渐降温，美日关系才得以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