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就已开始谋求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校园欺凌也被称为校园暴力，指学生长期因为体型、性格、家庭背景等原因受到恶意的心理、身体和语言攻击。由于思维和人格教育还不成熟，校园欺凌多发生在中小学。

日本校园欺凌现象出现早、问题多。1984年，日本官方正式将校园欺凌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列入统计范畴。结果显示，1985年，日本的校园欺凌案件达到638件，被逮捕收容的涉案人数有1950人。另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4年的调查，校园欺凌现象在2013年曾出现急速增长。

校园欺凌成日本社会问题

2015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的《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显示，日本校园欺凌现象普遍，在周期6年的追踪调查中，近九成学生曾遭遇校园欺凌。白皮书统计的校园欺凌现象包括集体孤立、无视、说人坏话等行为。

调查显示，从2007年度小学四年级到2013年度初中三年级的6年间，只有13%的学生表示从未遭受校园欺凌，从未欺负过他人的学生只占12.7%。另一项以半年为周期的调查则显示，在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学生中，半数学生在半年内曾遭受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不仅对受欺负孩子肢体与健康带来损伤，严重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成长，还会带来伤其自尊、挫其信心的心灵摧残，有可能造成孩子一辈子都难以走出的人生阴影。

在日本，一些学生因不堪忍受被欺凌，甚至选择自杀这一极端方式以求摆脱。最典型的是2011年发生在大津市的中学生自杀事件。一名初二男生长期受到校园欺凌，有时被绑住塞进柜子、被迫偷窃，甚至被逼从窗户跳下进行“自杀练习”，最终因不堪折磨自杀身亡。事件发生后，学校却一致对外隐瞒，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

厦门大学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黄少光表示，校园欺凌在日本非常严重，如今愈演愈烈，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日本的校园欺凌事件中，欺凌的形式多种多样，从身体暴力到冷暴力、网络暴力等。校园欺凌问题已成为日本中小学教育中的顽疾。

校园欺凌现象因何层出不穷

人们通常会把校园欺凌问题归咎于学校和家长的工作不到位，但其背后往往还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学者表示，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突出，与日本社会的权力和文化构造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日本传统文化和触屏时代的新文化造成校园欺凌现象连年“延续不断”，形式“八仙过海”。既有肢体的硬欺凌，也有内心的软欺凌。如孤独与无视、奴役与欺负、威胁与排挤、捉弄与嘲笑等等。

黄少光分析认为，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的背后离不开日本社会的传统思想作祟。日本人思想中比较看重宿命论，教化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外界的苦难。“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忍耐文化，让很多被欺凌的受害者不去反抗。”他说。

日语中有一个词叫“我慢”，意思就是忍受、忍耐，属于禅宗术语。在日本，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听到“请我慢”的声音。日本历史上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只杜鹃鸟不叫，织田信长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杀了你。”丰臣秀吉则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逗你叫。”德川家康却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等你叫。”最后德川家康统一了日本，被认为忍耐帮了大忙。

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吴光辉则认为，日本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也是校园欺凌现象多发的一个诱因。日本社会等级森严，也是一个崇尚强者的社会。从学校教育开始，强者从小就处于强势，弱者从小就认命，或宁愿自杀也不反抗，即一种“弱肉强食”的等级关系，在岛国日本更容易成为“模式固见”的框架。这种框架不容易破碎，并被带入成人社会，进而影响下一代人。

“学生或许抱着我不跟着欺负人，我就会成为被欺负者的心理，因此加入到欺凌者的行列中。”吴光辉说，由于日本十分重视集团主义，在校园生活中很多有个性的孩子因为自己与身边的大集团不同，而受到排挤和欺负，增加了校园欺凌现象发生的可能。

“手机媒体的副作用加剧了欺凌现象的发生。”作为随着日本经济腾飞时代成长起来的日本80后，清华大学留学生松原乔认为，日本社会的手机文化无所不在，手机在成为青少年交流重要渠道的同时，也成为助长“校园欺凌剧”的推手。利用手机发布恶意信息或对受欺凌者进行恶意话语轰炸，甚至拉帮结派，对受欺凌者进行集体攻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强者”的伎俩。

在长期研究日本影视剧的香港大学吴咏梅博士看来，日本不少电影、电视剧中有很多校园欺凌的情节，加之日本媒体渲染叛逆、自私、暴力等内容，容易给入涉世尚浅的学生传递了一种错误信息：把叛逆、自私和暴力当作潮流，并去模仿那些欺凌手法。

谋求解决校园欺凌的日本实践

日本国内各地校园欺凌问题爆发频繁，引发日本国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2012年度文部科学白皮书，首次以长篇内容将校园欺凌问题单列出来，以专题形式介绍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的相关内容，强调“有必要让日本全国具备不能容许校园欺凌的意识”。

校园欺凌问题长期存在，让一部分学生成了游离于美好校园生活的“孤岛”，一些老师对此束手无策，学生家长的怨愤则直接抛向日本政府。由此，如何有效应对校园欺凌，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维护学生生命安全，成为教育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就已开始谋求着手解决。

一是在教育改革中突出德育的主导地位，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提高教师的应对能力。吴光辉指出，日本是一个学历主义社会，学生过早地承受过重的学业负担，当紧张和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校园暴力的形式反映出来。基于此认识，日本教育部门一直致力于削减课程内容，在学校加强纪律和道德教育。

据了解，为完善道德教育，日本神奈川县2015年在所有教育活动中全面推进“珍爱生命的教育”工作，开设“生命课堂”，开展尊重生命的教育。北海道教育大学为帮助教师提高应对能力，开设相关课程。此外，不少日本地方教育部门向教职员工发放校园欺凌事件应对手册，内容包括防治对策、自杀预防对策、暴力行为防止对策、相关法律等附属资料等。此外，手册中还根据以往发生的事件，总结出一些校园欺凌事件的特征。帮助教职员工通过这些特征了解哪些学生有可能正在遭受欺凌，或哪些学生正在欺凌其他同学。

二是建立自上而下的应对部门。2012年8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始设置文部大臣直属的儿童安全对策支援室，目的是当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之苦而选择自杀时，国家可以为这些学生及其所在学校提供帮助，支援当地教育委员会及校方迅速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相关背景。

支援室以文部大臣直属组织的形式存在，将文部省内所有有关儿童安全方面的职能统一起来，以应对欺凌事件。该部门由局长级的文部省官房长担任负责人，由21名成员构成，其中有两名来自日本警察厅。此外，这个组织还延请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教育界、儿童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咨询。

校园欺凌事件既是校园问题又是社会问题，要想有效防治校园欺凌事件发生，仅靠教育部门一己之力难以解决，需要动用社会一切可行力量，群策群力方能达到既定目标。为此，日本各地方政府纷纷设立了由外部专家组成的校园欺凌事件应对机构，聚集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应对校园欺凌事件，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专门开通了校园欺凌问题咨询热线。

三是建立学警合作机制。由于欺凌事件有犯罪的可能性，日本文部科学省2013年5月15日决定修改政策，加强学校与警方合作，将学校向警察咨询或报警的案件数归入被统计之列，以了解“学警合作”体制对解决欺凌问题可以达到的成效。而在此之前，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只针对非警察机构应对的欺凌事件数量，并未包含学校向警方咨询或报警的案件数。

四是依法治理。2013年6月21日，由日本朝野6党共同提交的《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在参议院全体会议获得通过，由此校园欺凌问题被纳入法律范畴。该法案规定，在学生因遭受欺凌受伤或长期缺课等重大伤害时，学校有义务调查相关事实，并告知学生监护人。还规定，当欺凌行为被认定有可能对学生身体或者财产造成重大侵害的犯罪行为时，学校有义务报警。对于网络上发生的欺凌，规定国家及地方政府必须采取监控等对策。

日本媒体评论说，《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学校、地方政府和警方三方联手应对校园欺凌，有助于减少学校对欺凌问题漠视不管的现象。

五是第三方介入机制。日本不少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以《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为基础，设立“校园欺凌问题对策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人员一般由大学教授、律师、心理医生等人员组成。当学校中发生因校园欺凌问题而出现自杀等严重事态时，该机构具有自行调查的权力，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调查，防止学校或教育部门牺牲学生的利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