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中国商人收购英冠球队阿斯顿维拉，是中国公司收购成绩单的最新两单交易。

而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以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108亿美元（当然，最新的这两单交易并不在列），而中国即将毫无悬念地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并购霸主。

在中国企业的购物单上，据传还有在中国拥有大量粉丝的AC米兰，而大量国际投行也纷纷与中国企业洽谈，并给出了一张又一张的“可售目标”。

“侵略性”收购

从中国企业的行为模式来看，本轮收购浪潮集中在欧美区域，这其中以中化收购瑞士农药和中子公司先正达、美的收购库卡为一类代表，此类收购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此前万达收购瑞士盈方和美国传奇影业，则代表着中国企业由“重型化”向“轻型化”的转型。在大洋的另外一端，中国企业则在澳洲和新西兰关注着当地的农业，这其中以合生元收购澳大利亚Swisse83%股权为代表，这家公司主营保健品，而合生元则主打婴儿奶粉，在产业链上也有重合。

转型升级之外，中国企业也在海外做起了中国人的生意。这其中的代表产业是房地产，如今在悉尼，大量的楼盘由中国企业开发，而在离新加坡一桥之隔的马来西亚南部新山市依斯干达特区（Iskandar），碧桂园也开造耗资2500亿元占地14平方公里的“森林城市”。

当然，对于中国公司和中国人的“大笔支票”，被收购公司都兴高采烈，因为中国人的出价实在太慷慨了。美的收购库卡，每股出价为115欧元，而这家公司的股价在一周前仅为86欧元。中化收购先正达，每股出价为470瑞郎，溢价率为24%。

在安邦与万豪争夺喜达屋的收购案中，尽管安邦最终退出，但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中国企业的出价往往被海外媒体用aggressive（有侵略性）来形容。

这样的“侵略性”当然让很多人不舒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作为很多跨国收购案的审查机构，往往是中国企业需要迈过的最后一道关口，就在今年，迫于政府压力，美国芯片制造商飞兆就不得不拒绝了一单来自中国的收购交易。而在很多国家，呼吁制止中国买家的浪潮，也十分高涨。中国买家有些“不讲理”的出价，让很多海外媒体认为中国人似乎“别有用心”——盗取技术、获取市场准入后进行市场倾销，是海外媒体的普遍担心。

为了缓解这样的紧张气氛，商务部也不得不出面打圆场。在4月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表示，2016年一季度，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617.4亿元人民币（折合400.9亿美元），同比增长55.4%，其中3月当月新增投资664亿元人民币（折合101.7亿美元），同比增长21.5%。而陈述这组数字的目的很简单，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远远低于媒体报道的过千亿美元，因此不用过度担忧。明眼人都知道，像中化集团收购先正达一单，金额就达到了440亿美元，只是交易没有完成，无法被列入官方统计而已。

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中国企业普遍经营状况不佳，这意味着其海外收购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债收购”。英国《金融时报》就在一篇文章中进行过测算，以“总债务/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杠杆率来计算，在2015年的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中，仅有华为等6家企业的杠杆率低于3倍的“中等值”，而中国企业的杠杆率“中位数”则为5倍，这已经可以被称为“具有侵略性”，更别提某些企业的杠杆率已经超过了100倍。

是否重蹈日本覆辙

高杠杆收购，就必须要进行大量的融资，由于涉及海外收购，多数中资企业会选择美元或者欧元的方式进行融资，而融资的方式多数为银团贷款或者在海外市场发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赌上的是被收购海外企业能够迅速创造出足够的现金流，否则将面临愈加严重的债务负担。而倒过来看，除非市场对这些被收购企业“看走了眼”，否则也不会出现股票市场定价远低于中国企业“收购价”这样的奇特景象。换句话说，多数情况下，这些被收购企业难以在短期内为中国企业带来实质性的财务改善。中国企业至少要撑过前面3-5年，才能逐步达到现金流正常。

当然，中国企业海外企业并购的背后，也有中资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这其中不乏政策性银行，这样的收购背后不能不说带有“官方背景”，而一些中资商业银行也愿意为这些并购提供大量的外币贷款，则也带有借助于中资企业向外扩张的商业意图。

而观察中国企业选择海外并购的另一个视角，则是很多企业在国内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不足。这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尤为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持续数年恶化，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似乎更好，但国有企业对兼并民营企业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民营企业的盈利状况较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成本更加可控，这对于肩负着社会功能的国有企业来说是无法企及的。而国有企业往往垄断某一国内市场，这也导致了其必须要选择跨界并购，而由于各种利益集团林立，在国内市场跨界并购，在很多时候经常遇到很多“钱不能解决的问题”。

中国企业的大笔收购，也让很多人回想起80年代日本企业高举支票本在海外扩张的历史。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海外收购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显得非常“实惠”，其中，三菱地产以14亿美元收购美国纽约市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80%的股权，被看作日本海外投资狂潮的重要标志。而日本企业的投资狂潮在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逐步退潮，大量的投资在此后被证明是盲目的。更加重要的是，尽管很多日本企业在海外收购的过程中实现了地域上的国际化，但在文化上却仍然显得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

在数十年后，中国企业大幅海外扩张，是否会重蹈日本企业的覆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经济和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是否天然需要“外延式”扩张来解决很多矛盾，可能是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看似最为粗暴的方法来解决那些已经深入骨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