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国大城》，陆铭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

陆铭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结束（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当前储蓄率已经很高，未来也可能进入储蓄率下降的阶段。这样，劳动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增长都将放缓，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展望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那么，当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均放缓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从何处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很多都位于东亚，那么，中国能够继续这一地理上的神话吗？我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是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的意义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中国也仍然需要20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城市里的第二、三产业，不断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地创造就业岗位，那么，未来大量农村人口持续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发展教育城市也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必然走向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乡间收入差距必将缩小。相反，如果城市在发展，国家又不想让农民进城，保持小规模的农业，那么，除非搞计划经济，对人口流动进行管制，但这不仅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意味着城乡间收入差距无法缩小。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也就是说，在劳动和资本这两样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借助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将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那么这条通过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就难以实现。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尤其重要。对此，国家是明白的。中央政府也强调，要从改革中求发展，要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制度红利。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是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的重要举措。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日本。很多人喜欢将当前的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相类比。表面上的确有些类似，贸易盈余大幅度攀升，一段时间以来本币升值压力巨大，房地产价格上涨明显，似乎存在泡沫迹象。对于这些相似性，必须要作非常谨慎的分析。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中国的不同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30年前的日本不曾像中国这样存在着诸多的制度制约，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制度制约却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30年前的日本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发达状态，在1985年，其企业、政府和非营利部门提供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3.2%。[1]而中国却仍在发展中，其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受到抑制，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新的活力。

日本也从未像中国这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劳动力转移，却仍然有制度性的障碍在阻碍进城的农民“市民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大国”，这恰恰成为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潜在空间。如果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能够持续提高，住房的实际需求就能够相应地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越快，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人口集聚的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可能能够持续坚挺，但在三线、四线城市，当前已经出现新城超标规划的现象，大量住房库存需要消化，局部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是存在的。对于房地产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在后文再专门讨论。这本书里讨论的问题环环相扣，我不得不再次请求读者们保持耐心。

作品简介

《大国大城》，陆铭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