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新一期的全球各国平均寿命统计，其中中国以男女平均76.1岁，排在194个加盟国中第53位，而日本以男女平均83.7岁连续第23年蝉联该项冠军。日本的百岁老人指标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63年总务省国势调查时日本百岁老人只有153人，而2015年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字是6万1568，在50年内翻了300倍，仅次于美国。

通常来说，国民长寿意味着该国医疗卫生、社会福祉及经济富裕的优越，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社会老龄化趋势严重，烦恼不断。

2016年9月27日，日本内阁府发布了《2015年日本老龄社会白皮书》：日本现有1.27亿总人口，约3392万是65岁以上人群, 老龄率26.7%。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评定标准, 超过14%是“老龄社会”，21%以上则定义为“超老龄社会”。日本于2007年便超过了21%这条红线，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步入“超老龄社会”的国度，并正不停地刷新纪录。2025年前后，日本老龄率将逾30%，2060年破40%。这绝非夸张之辞，事实上秋田、青森、山口、岛根等16县老龄率已经超过了30%，即便年轻人聚集的大都会东京、大阪与横滨等地，老龄率也已经越过超老龄红线。

日本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日本老龄率过去统计及未来推计表”。面对这一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极速老龄化浪潮，日本政府早在20年前便开始着手制定中长期对策大纲。然而，彼时日本深陷泡沫经济崩溃的漩涡中，政府与社会连眼前的烂摊都来不及收拾，自然无暇顾及日后。一直等到6年后的2002年，刚从低迷的经济中缓过一口气，才诧异地发觉日本老龄化问题已到沉疴宿疾的地步。现今，贫困、疾病、孤老是日本高龄者三项最大的忧虑，也是近年日本政府着重解决的课题。

“老后破产”危机与“消费税改革” 去年6月末，新干线上发生了一起惊人的自焚事件，导致包括自焚者在内的2人死亡，26人受伤。自杀者是一名71岁的老人，动机是存款枯竭，退休金不足，长期贫困下决意报复社会。这场惨剧的发生, 再次向日本社会敲响了高龄者的贫困化警钟。

日本老龄人口贫困问题自2007年以后日益严峻化，现有约3400万老人中，65岁以上者相对贫困率为18.1%，75岁以上者为25.2%。2016年领取国民低保费216.5万户中，50.8%是65岁以上者，首次突破半数。

低保户中的四成是1947-1949年出生的“团块世代”,在日本大众普遍印象中，这一代的642万人是日本中产阶层的代表，是多金富裕的银发一族。但实际上，老龄贫困化问题最棘手的便是“团块世代”。这代人相对日本其他各年龄层,存款确实是最多的,但普遍四世同堂，上老下小都需要接济，是典型的社会三明治夹心层。2015年总务省《日本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显示，团块家庭平均赤字约6.3万日元（约4087元人民币）/月，银行余存450万（约29万元人民币），如果没有其他收入补贴，到2020奥运年，大约270万团块世代将身陷“老后破产”的囹圄，而这代人又联结三代，如若崩塌，连锁反应带来的恶果可想而知。

2015年咨询公司Mercer美世公布的世界25国社保制度指数评定排名榜，发达国家的日本排名23位，尚不及中国。日本国民认为“老后破产”的根源是养老金问题。事实上，日本的社保支出已经连续8年以超过3%速度在增长，2016年达到了31.9兆日元，占到了国家总预算33%，但极度讽刺的是，人均退休金却已经连降了16年。造成这样囧境的原因一是老龄人口增加过快，二是年轻世代正式雇佣率低下，参保人数不足。

除了从2006年开始增加基础保费，日本政府也想了不少对策，比如2010年民主党菅直人上台后，力推以房养老，但日本房价基值低廉，半年后即遭银行唾弃。2012年安倍晋三复归，提出了国家每年在原基础上多增5600亿日元专项“扶助养老金”，计划实施后，月退休工资会普涨5~6万日元。

这听起来是好事，但实行起来却很难，因为此项政策是和安倍力推的“消费税改革”捆绑在一起的。消费税多1%，国民收入可多2.8兆，增加这点支出当然绰绰有余。但如今消费税增税被搁浅，这个计划自然也就泡汤了。作为政策补偿，今年1月安倍政府额外支出3624亿日元追加“福祉养老金”，主要面向110万低所得高龄者，月均可多领3万日元。6月又把原先25年养老金保龄调降为10年，明年实施。预计日本现有42万无保者中有17万老人可新获养老金。但总的来说，在人口缩减、财收日紧的大背景下，能够有效普涨养老金的办法委实不多。政府不给力，民间只能自救。所以这两年日本社会中“老人理财热”也忽如一夜春风来般流行起来，但在老人诈骗盛行的今天，谁又能保证最后不会又是场“庞氏骗局”？

成熟的护理保险制度与人员短缺矛盾 日本现行社保福祉制度中有一项极为特殊的政策：（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制度，护理保险顾名思义, 指以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为基础、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者提供服务的公共健康保险政策，主要惠及中低收入国民阶层。

护理保险制度起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但在美国属于商业保险性质，至今参保人口不足百万，非常低迷。此项政策上，日本主要效仿另一个老龄大国德国，1997年立法，2000年开始实施，成为世界第二个以公共保险体制构建护理事业体系的国家。

护理保险支出负担为国家与个人55制，扣除保险个人实际支出为22~28%。起保年龄为40岁, 截至2015年4月末厚劳省统计，参保人口约7277万，日本40岁以上人口是7636万，参保率高达95.2%，比社保还高出35%。607.7万人群享受此项保险服务，其中高龄者占到了88.6%，现已成为日本高龄化对策最重要支柱。

经过15年的发展，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相当成熟，以基层社区医疗体系为基础形成了居家访问护理、养老设施护理两大服务体系。其中居家护理服务使用的人数最为普及，2015年使用此项服务的416.2万人中选择养老设施护理只有89.6万人。居家护理之所以成为主流,一是因为价格实惠，以东京为例，一般设施护理月支需要14.7万日元，居家护理则只需8.2万日元，二三线城市则在一半以下。二来孝养传统的底蕴仍然存在，日本中老年阶层除非身体状况到了万不得已，子女都不愿把老人长期送养，所以日本大部分养老机构的服务以短期间歇式为主。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体系示意图日本护理保险体系成熟，但并不代表没有问题。其中最大的困扰便是愿意从事护理事业劳力严重不足。日本护理士需要国家资格认定，目前从事一线工作的护理士约78万人，缺口是20万，但取得执照但并未入行的还有53万，约占40%。这53万人不愿投身护理行业理由非常简单，护理工作繁重，但工资却在最低保障线。护理士平均月休时间不超过4天,日均工作时间13.5小时，但工资比其他业种者月薪平均低10万左右，勉强浮于生活保障线上。2015年护理业种离职率是23%，高于行业平均值2.1倍。护理行业劳动环境与报酬低劣化，也致使部分护理士心理失衡扭曲， 虐待、盗窃及诈骗犯罪频频发生。近年最为严重的案件是2014年年末川崎市老人之家的连续虐杀案，凶犯为该养老院护理士，在两个月内把3名入所重症老人从4楼推摔致死。

针对如何应对护理劳力短缺问题, 日本国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类主张改善国内护理劳务市场条件。2015年安倍政府提出“护理离职零”政策，投入专款444亿日元，预计2020年新增从业护理士25万人。作为保障, 护理学校学员可以领到每年20万日元就职准备金，5年内不离职,，合计100万免还，最低时薪上浮25%，其余年休假亦强制化。但此政策需要3~5年时间才能见效，护理学校能否吸引年轻劳力尚有待观察。所以另一种急救对策也被列为议案，即从外国征募价格低廉的“即劳力”。今年7月后，相模原残杀事件发生后，厚劳省紧急会议，已经批准从菲律宾引入117名护理士，如果顺利，未来十年内日本将从东南亚引入7万余外国护理士。不过，低薪外国劳力大批进入护理市场很可能滋生新的问题。

共助社会构建

一国老人福祉事业，仅靠政府政策与财力上维系是不够的，没有全社会参与进来，是无法找到解决之道的。2012年,日本政府提出 “政府公助、家族自助、社会共助”三大相关对策。其中社会共助方针主要是以各地方政府为核心，积极协调当地职能部门，社区、企业及事业团体，共同扶助排解高龄者日常生活中出现不便。历经4年，一些施策也卓有成效。

比如针对老年人孤独死等夜间突发状况，大分县于2008年发起“黄色平安旗”运动，当地孤老户会在门前或信箱插上一面黄色小旗，代表无事和健康，朝置夜收，如果有异，警察和邻里会第一时间得知，以便救援。现在这项运动2013年以后由公明党推广，逐渐从九州拓展至日本各地。

2015年年末，入住爱知县丰明团地公寓村的200余名藤田保健卫生大学正在和当地居民一起做年糕，该大学还利用自己的专长优势在公寓开设保健室，惠及老龄者。誓做“日本第一共助县”的埼玉，针对高龄者聚居的老旧团地公寓，2012年联合周围大学改造部分公寓作为廉租学舍,既解决大学生房租困扰，同时引入年轻世代为老街区注入活力，形成新老共生。现在这种“官学连携的团地活性化推进事业”正在全日本扩大试行。

不少日本老龄者退休后参与工作的意愿仍然很高，福冈县就在2013年提出“70岁也能工作”的配套服务，广泛和当地中小企业合作，两年内提供了4500个轻劳动工作岗位。日本第一老龄县的秋田，针对老年人文娱运动场所不足，通过改造废弃场地十五处，坚称大型市民公馆，在解决老年人需求同时也节约市政经费。

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人口超亿的国家，预计2025年，我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届时老龄人口将超过2亿。对外取经必不可少，作为老龄先行国的日本确实有值得借鉴学习之处，比如护理保险制度也是我国政府与学者近年来着重研究的可行性课题。

(原标题：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长寿之国日本的烦恼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