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研究第一人唐纳德·基恩去世，曾参与审讯日本战俘

据NHK、《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著名日本研究学者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2月24日于日本东京去世，享年96岁。

著名日本研究学者唐纳德·基恩

基恩堪称当今西方世界对日研究的第一人，是继费正清和赖肖尔之后西方学界对东方研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研究领域又不同于两位前辈，他是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切入，所研究的领域是后者没有覆盖的。多年来，我一直留意基恩的学术动态，他在日本出版的著作，我几乎一种不落地全部收藏了。

基恩1922年生于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始研究日本，最初的原因十分偶然。他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原本想学习中文，并且有过一段中文学习经历，但后来因为一位关系要好的日本同学邀请他在假期去了一趟东京，这次旅行改变了他对日本的印象，也让他从此走上了一条研究日本的“不归路”。

学术生涯：在西方与日本之间搭建桥梁

在历史上，美国人与日本人打交道比较少，虽然有佩里的黑船来航，但日本是一个迥异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美国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并不“知根知底”。因此，二战期间，在美国白宫的协调下，发动了一批美国学者进行日本研究。比如，《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她针对当时在加州的日本人隔离营中的战俘进行田野调查，而基恩则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接受美国海军部的征召，参加在加州伯克利举行的日语集训。

集训主要是因为美国预测到日本即将战败，基于战后如何统治日本的问题，美国开始了一系列对日战略政策研究。在当时，美国懂日文的人极少，据说全美只有50来人，而基恩是其中之一。他以军人的身份参加了对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战俘的审讯，但文人的性格底色，让他非常厌恶这份工作。他内心充满挣扎，但这毕竟是军方交代的任务，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完成任务后的第一时间，基恩就辞掉职务，跑到京都大学留学，但实际上当时美国军方很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服务。

基恩的日本研究生涯非常漫长，也确实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的研究以日本文学为中心，与日本文坛上的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司马辽太郎、安部公房等文学家和思想家交往密切。他与司马辽太郎关于日本文化的对谈，是日本研究的经典名著；而三岛由纪夫在临终前，甚至把手稿和信件转交给基恩保存。虽然，基恩在日本文坛是一个外来者，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许多日本作家，都有强烈的在西方扬名的愿望，如果能有译著在英语世界出版，那就意味着名声被世界所知，而基恩在西方与日本之间，充当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当然，基恩并不满足于跟作家私下觥筹交错式的交游，他还是希望通过文本的深入阅读与理解来进行研究。他推出了皇皇十五卷的《日本文学史》，这不仅在美国，即使在日本本土，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为其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但他对日本的研究不止于文学领域，还对日本的许多民间艺术，比如歌舞伎、能乐等都有所涉猎。他在日本文化各个领域中自由穿行，作为一个美国人，却能以一种非常近似于日人的内部视角，来体验和阅读日本各个时代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最大限度地逼近了日本人的美意识，并且把这种美意识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给世人。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对任何对日本文化和文学有兴趣的人来说，基恩的著作都是一个醒目的存在。作为文学研究者，他跟作家本人的交游完全是平等的，他与许多作家都有通信往来，这些通信以后或许会整理出版。他手中的关于这些知名作家的资料，对他的文学理解和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他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越一般的纯粹作为第三者立场来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

此外，他在晚年为明治天皇撰写的传记《明治天皇》，也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学术路标。基恩曾说，他对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目标已经完成，想偏离“主要目标”，去欣赏文学以外的曼妙风景。于是，他给自己定了写一部人物传记的目标，思前想后，把这个目标定在明治天皇身上，因为学界对明治天皇的研究很不充分。日本人虽然有一些明治天皇的传记，但囿于对皇室的各种禁忌和避讳，给世人呈现的明治天皇形象非常模糊。而西方人对明治天皇的研究又很有限，基恩通读了所有关于明治天皇的资料，包括皇室的资料，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这部作品是他在文学之外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命后期最重要的作品。

日本人民的“老朋友”，灾难后的“归化人”

基恩在战后非常喜欢日本，他一直住在东京田川附近的一座公寓里，跟日本保持着既亲密又若即若离的关系，几十年如一日。他每年在纽约与东京的时间各占一半，进行着他的学术研究和观察。

2011年，日本爆发了“3·11地震”，引起海啸和核泄漏，面对这样的巨大灾难，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飞走了，觉得日本是一个毒岛，但基恩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日本研究者，不能只是旁观者，而需要换一种形式来重新定位他与日本的关系。经过严肃审慎思考，他提出申请加入日本国籍，并且把名字改成“鬼怒鸣门”，这一年，他已89岁。他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来表现自身对日本文化的“归化”。在日文中，加入日本籍被称为“归化”，但就这个词所体现的文化意义而言，或许没有人比基恩的入籍更符合这个词的本意。

同时，日本人对基恩也非常尊敬和感念，觉得他才是日本人民真正的“老朋友”。一般来说，日本接受归化有严苛的条件，年逾90的归化者在日本尚无先例，但对基恩的申请，日本的层层官僚系统一路绿灯，没有任何阻碍，他只是提出一个意愿，就马上实现了。基恩是基于一种彻底的认同和强大的文化召唤而投身其中，他让日本从战后被妖魔化和与美国高度对立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渐被世界所接纳。此后，他作为一个日本人活跃在日本媒体上。

到今天，日本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隶属于西方，但又拥有迥异于西方的异色文化的国家。日本文化能够在当今世界受到如此广泛的接纳与欢迎，其中有基恩的一份巨大贡献，这是日本人也知道的，所以在日本新潟县建立了一座基恩的博物馆。日本为一个在世的文化人，而且是一位外国人，建纪念馆是前所未有的案例。这些年，我收藏了很多基恩的图书、照片和文本，但一直没去参观过这个博物馆，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口述：刘柠 采访整理：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编辑：董牧孜 校对：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