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景端（《译林》杂志创办人）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日正式建交，两国人员的来往日益增加。在前往日本的人员中，有一批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曾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其中大多来自我国东北，但不曾想到，在非抗日前线的沿海东南福州，竟然也留有一名日本孤儿，而且还因此使我意外地成了一名日本侨眷。其经过说起来颇有点戏剧性。

1983年春，正是我创办的《译林》外国文学期刊十分红火的时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署名是方李云。信中说，她要随她的丈夫回日本大阪定居，希望在到达上海时，我能前去与她相见。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父亲从福州转到江西临川县开办火柴厂。厂里一名老乡木匠方仁鉴带着未成年妹妹也来到临川。这个小姑娘比我大几岁，小时候常由她带着我一起玩。我的母亲很喜欢她，就收她做义女。她名字就叫方李云。抗战胜利后，她随她哥哥回到老家福建福清县去了，从此一二十年彼此没有来往。

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她打听到了我母亲在福州的住址，前来看望，这才又恢复了来往。那时她已成家，家境很困难，为此，我母亲曾给过她一些帮助，使她心怀感激。1983年春，她决定随夫回日本之际，知道我的母亲已去世，特意打听到我在南京的住址，所以约我去上海见一面。之前，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母亲曾帮过她，但对她仅有儿时依稀的印象。去上海见了他们夫妻及子女一家人之后，才知道了他们一家的传奇故事。原来方李云的丈夫，是一名在华日本孤儿。

图 | 1983年山下春雄和山下芳子回日本前在上海东风饭店与作者（右）合影

事情得先从福清县陈家说起。30年代，陈家是福清县富商，陈某曾在日本大阪经商。其邻居日本妇女产一男婴，无力抚养，见陈某无子，便将男婴送给陈某为子，取名陈维凤。此子11岁读到初一，抗日战争爆发，陈某因资助中国抗日，被日本驱逐。陈某遂携养子回到福清。鉴于当时中国抗日的背景，陈某不敢暴露其子是日本人身份，只有家里人才知道。后来陈家被土匪抢劫，陈某家道衰落，继而去世。新中国成立后，陈维凤已沦落做小贩糊口。这个来自日本的陈维凤，后来成了方李云的丈夫。

1955年全国开展人民代表选举时，陈家因家庭矛盾，有家人向政府举报陈维凤是日本人，不能享有选举权。当地政府经调查确认举报属实，取消了陈维凤的选举权。从此，陈维凤就入了国籍不明的“另册”。当时这是个打击，哪知后来却因此受益。

改革开放之后，陈维凤主动去信日本法务省，申请恢复日本国籍，但因为年代已久，在日本找不到可以证明的任何资料和证人而被拒绝。对此，陈维凤只能叹息无奈。等到了中日建交，他再次向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帮助恢复其国籍。经过日本方面重新受理研究，表示在日本找不到身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从中国方面能找到证据的话，也可以予以承认。正好陈维凤1955年普选时被注销选举权一事记录在案，于是经中国当地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这项证明，日本当局终于同意恢复陈维凤及其妻子、未成年子女的日本国籍。

国籍解决了，但一家人去日本的旅费没有着落，依然无法回去。正在着急之际，却出现了一个奇遇。一次，有个日本访问团来到福清这个镇，当地接待部门请陈维凤去担任翻译。访问团中有一位日籍华人，问起陈维凤在哪里学的日语，当他了解了陈维凤的身世及困境后十分同情。他一回到日本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报道《望乡43年的孤儿，因无旅费难以归国》的故事，引起了读者尤其是日本遗孤团体的关注，纷纷呼吁当局给予援助。在这种舆论压力之下，日本政府终于同意负担陈维凤及亲属回归日本的旅费，这才成全了他们回日之行。这也就是方李云回日本之前约我在上海相见的来由。

图 | 2014年山下芳子与次子山下义雄在大阪

到了上海，我是初次见到陈维凤，此时他已改名为山下春雄，方李云也改名山下芳子，几十年突然见面，本来就够意外了，再一听他们传奇的经历，更使我惊讶不已。她对我的母亲很念旧，说了很多感激和思念的话，我也对他们全家能顺利返回日本表示欣慰和祝福。在这期间，还发生过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上飞机前一天，有日本驻沪领馆官员前来宾馆对山下春雄说，日本政府批准负担他们赴日本的旅费，只包括火车票和机票，他们在上海的食宿费用要自理。山下芳子征询我的意见。本来这些钱由我来出没有问题，但我觉得日本领馆这种态度不负责任，哪有旅费不包括中途中转费用的道理。我让山下对日本领馆说，离开福清县前，已把仅有的钱都留给在中国已成年的子女了，现在无力支付在沪食宿开支。眼看明天就要上飞机，为这点钱拖着也说不过去。日本领馆官员找了说法给自己下台阶。他对山下说，按规定，这些钱政府不能出，但考虑到你们的困难，现在由我私人来垫付。我对山下说，行，就由他垫付，让他去找政府还。

山下一家辗转回到大阪，当时也算一大新闻，日本媒体作了很多报道，许多华侨和日本孤儿亲属热情地给山下家送去家具，如生活用具等。山下春雄后来当上了大阪归国者协会副会长，热心帮助查找在华日本孤儿，并多次回到养育他的福清县从事公益活动，为促进中日人民的友好而尽力。山下芳子因为曾被我母亲收为义女，自然成了我的姐姐。正是因为这一段缘分，使我在对外开放头几年一下子意外变成了日本侨眷。山下及子女多次来华，他们捐钱为家乡福清高山镇修路，支持当地公益事业，热心帮助好几名日本留华孤儿踏上回国之路，还在大阪日中友好促进会里推动日中友好工作。如今山下春雄和山下芳子夫妇已经辞世，但他们的儿孙或与中国做生意，或来中国留学，尽量维系和传承与中国友好交往的情谊。这桩故事，如今也成了中日民间交往中的一段佳话。

原文《我如何意外成为日本侨眷》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1期，责任编辑：杨之立，新媒体实习编辑：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