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之际，日本报刊上充斥着质疑乃至污蔑这场运动的声音。可是，却有一位日本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大力赞扬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

“多年来，吾人为此而致力于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我所爱之日本，北京学生团体之运动于此点岂非与吾等同一志向目标乎？愿我等速使这一解放运动成功，并真诚祈愿邻邦民众之同一运动也有所成功。从官僚手中解放，始可建筑两国间固牢之国民亲善，而以往之所谓亲善，实乃妨碍真正亲善之大障碍。”

不顾舆论汹汹而敢于独立发声的这位学者，就是被誉为“大正民主主义旗手”的吉野作造。他一生的重要时期都在激荡的大正时代度过，就像《纽约书评》主编、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所说，“吉野本可以加入那些行事诡秘的小团体，借天皇之名统辖日本。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效法前辈福泽谕吉，选择了一条最难能可贵、最岌岌可危且最危机四伏的道路：成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

一、站在世界看日本

吉野作造1878 年出生于宫城县，后来考入东京大学。这是日本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为政府输送了众多精英人才，学校师生非常关注国家大事。甲午战争爆发时，作为学习政治学的青年学生，吉野和普通日本人一样狂热。每有半夜出征的队伍，吉野都会到车站前送行，并高呼万岁。如果有捷报传来，吉野便卷起袍襟穿着草鞋，加入到庆贺的提灯队伍里面。

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举国若狂，知识界弥漫着蔑视中国的认知。沉浸在大国迷梦里的吉野这样写道：“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甲午）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

本来，甲午战争后日本还担心清朝的报复，可是清朝国运如江河日下。1900 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引发列强干预，日本兵也第一次进入北京，从此日本消除了对清朝复仇的担忧。义和团运动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朝。

日俄战争爆发时，吉野作造已经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这场战争对日本和东亚的影响深远。作为年轻的政治学者，吉野敏感地意识到，国民的心态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日俄战争后，日本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别国为狗屁不如。”

晚清末年，不少日本知识分子受邀到中国工作。1906 年，28 岁的吉野也在别人的推荐下，担任了直隶总督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私人家庭教师。一年后，他“跳槽”到北洋法政学堂任教。在天津的三年里，他看到的是一个腐败衰弱的老迈国家，毫无生气，因此他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并不认为中国会前途光明”。他没有研究中国，而是热心学习英语和德语，为将来留学欧美做准备。1909 年吉野回到东京大学讲授政治史，翌年留学海外。

在后发国家，成长于国力强盛时代的知识分子，很难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当国家处于上升期、民族主义浪潮高涨之时。和暮气沉沉的中国比起来，20 世纪初期的日本显得蒸蒸日上，因此日本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滋生傲慢自大的心态，常常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蒙蔽了眼睛。幸运的是，吉野没有囿于一国之内。他在欧美国家留学3 年，走访了许多充满活力的城镇，并广交朋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站在世界看日本，他的思想也随之开阔起来。

“3年留学生活中的诸多见闻与后来确立我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点：①在英国目睹了缩小上院权限的过程；②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目睹了因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而发生的劳动党的运动，其秩序井然，一丝不乱，让人深感国民大众值得信赖，并让人佩服；③ 1912 年比利时的工人同盟大罢工自准备阶段起，就体现着秩序化并显示出力量，因而我深感秩序化的民众运动相当必要”。

1913 年，吉野回国，发现日本已经进入了大正时代。随着明治天皇去世、新天皇登基，民心搅动，政坛风起云涌：反对军队增加编制的西园寺内阁在军部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藩阀政治的代表桂太郎出任首相，引发了“第一次护宪运动”。民众集会抗议，高呼“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一度包围议会。政府出动2 000 余名警察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骚动向东京、广岛、大阪、神户、兵库等地蔓延，最终桂太郎被迫辞职。藩阀政治越来越不受欢迎，政党政治开始受到民众拥护。

在东京大学执教的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根据在欧美各国的见闻，分析日本的现状，论断在日本实行“民众政治”的可能性。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安坐在书房里做一个遗世独立的政治学者，而是要密切关注发生在身边的政治变革，思考如何有秩序地、合理地发挥民众运动的实力，这才是自己的重要任务。远赴欧美所做的政治观察让吉野感受到民众运动的威力，国内的“大正政变”更坚定了他对民众实力的看法。

二、时代的胜利

经过数年的思考与酝酿，1916 年1 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宪政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途径》，标志着他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吉野的“民本主义”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政权运用的目的在于追求一般民众的福利；第二，政策的决定要根据一般民众的意向。因此，吉野主张完善代议政治，以达到使人们能够监督议员，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在他看来，日本政治的弊端在于只有贵族政治而没有民主政治，唯有政党才能使代议政治付诸实际行动。因此，吉野力主扩大人民的权利，实行普选，建立政党内阁制，限制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对政治的干涉。

由此可见，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既重视民权，又直接挑战藩阀权威。事实上，“民本主义” 就来自英语单词“Democracy”。那么，为什么吉野不直接打出“民主主义”的旗号呢？他之所以刻意回避“民主主义”的现成表达，而翻译为“民本主义”，是因为“民主主义”本意的“主权在民”，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主权论”在法理上相抵触，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义”作为权宜性的一种表达。

实际上，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就出现了两股矛盾的社会动向。一方面让国民陶醉于帝国主义海外发展，另一方面也敦促国民自觉增强民智、朝着民主方向努力。进入大正时代以来，新生的中产阶级反对延续多年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由于契合了时代要求，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推动大正民主深入发展。

在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保守的国家主义也在滋生疯长。国家主义者认为，吉野的理论是“反国体”的，对其进行围攻。吉野的同事、东京大学的宪法学者上杉慎吉就大肆批判民本主义，叫嚷要对国民进行思想辅导。在校园之外，那些激进的国家主义者则直接采取恐吓行动。

“浪人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国家主义团体，成员是一批大陆浪人。他们鼓吹国家主义的舆论，特别以“扑灭德谟克拉西”为己任。1918 年8 月26 日，《大阪朝日新闻》的报道里引用了古语“白虹贯日”，“浪人会” 四处活动，上纲上线，以破坏国体、企图谋反等罪名对该报进行攻击迫害，最终迫使社长辞职、编辑部改组，毁掉了这个民本主义的根据地。

吉野作造仗义执言，称“白虹贯日”笔祸事件是“排除言论自由的社会压迫”。“浪人会”遂把矛头指向吉野，逼他修正自己的看法。一天，酒气醺醺的四个“浪人会”成员到吉野的研究室挑衅，吉野慨然要求与他们进行公开辩论。

1918 年11 月23 日，一场激烈的辩论会在东京神田南明俱乐部举行。辩论的一方是温文尔雅的吉野，另一方则是气势汹汹的“ 浪人会”。当天的报纸以“德谟克拉西论战”为题向社会宣传这场论战。学生们情绪高涨，呼吁大家到现场去——

浪人会对吉野先生之战，是自由的学府被军国主义的马蹄所蹂躏践踏，还是以民众之手来保护的决战？讴歌军国主义的去攀附浪人会! 而忠实于大学的文化使命的学徒，这时正好与吉野先生共同作战! 同学诸君! 什么都别说了，行动吧! 挺身而出，一个人也不要剩下，都到南明俱乐部去。埋葬浪人会! 保护吉野先生!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开始，工人与学生陆续在会场一带集聚，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警察与人群的冲突。快到六点钟，吉野作造乘坐的汽车停在了会场入口，顿时群情激昂，如波涛汹涌，“吉野博士万岁! 德谟克拉西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

吉野在会上批评“浪人会”以暴力压制思想自由，斥责他们才是破坏国体的乱臣贼子，“浪人会”理屈词穷，为阻止演说而威胁施暴，吉野义正词严地说：“论辩时，暴力本身就已经说明攻击者的败北和吾人见解、主张的正确性！”在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吉野获得了论战的胜利。这场辩论被认为是“时代的胜利”，是“指明时代方向的大事件”。

三、时代精神象征

吉野作造不仅是思想家，还亲自投身民主运动。他不但通过演讲与不同政见者进行辩论，让民众理解和认可接受自己的主张，而且为刊物写稿，参与创建各种团体，通过团体将自己的思想主张变成行动纲领。

吉野直接参与创办“黎明会”“东大新人会”“早大民人同盟会”等团体。“黎明会”的纲领明确提出，“扑灭与世界大势逆行的危险及顽固思想”，“顺应战后的新形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充实”。“东大新人会”的目标是“必须改革不合理的特权阶级社会，创造出以具有新型思想意识的人为基础的社会。要彻底地打破与改造社会的世界思潮逆行并对运动加以阻碍的羁绊”。

在这些启蒙团体与媒体的推动下，民本主义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普选成为大多数民众的要求。1919 年2 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30 周年之际，各社会团体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大会，向社会宣告：“德谟克拉西是世界大势所趋，民本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必须彻底地实行君民同治。”要求普选的青年学生们向众议院出发，举行了示威游行。一年后，社会团体又在东京的芝公园、上野公园等处举行普选演说会，普选运动热烈展开。

一方面民众要求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藩阀元老仍不甘心丧失政治主导权。自1918 年原敬担任首相以来，日本的政党内阁运转了4 年。可是，1922—1924 年，元老先后推荐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和清浦奎吾组阁，中断了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这种倒行逆施被认为是“贵族对国民的宣战”，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社会的不满。连续3 次被排斥于内阁之外的三大政党（立宪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联合起来，发动了“第二次护宪运动”，要求回归“宪政常道”，目标是“排除贵族专制”和“确立政党内阁”。

“第二次护宪运动”提出断然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整顿行政和财政等要求，是大正时代以来不断高涨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的继续。吉野发表《贵族院改革问题》，要求对几乎毫不受制约的贵族院加以钳制，最好是撤销这一机构。他还辞去东京大学教授职务，加入朝日新闻社，站在舆论第一线支持护宪运动，发出理性平和的声音。当时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有多份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

在舆论的推动下，普选运动走向高潮。

1924 年5 月，政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加藤高明为首的三大政党组成联合内阁。这是日本政治史上首次产生的以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的政党为中心组建的政党内阁。从此直到1932 年，六任首相都是政党总裁，而且政党成员通常都占据最重要的大臣位置。加藤内阁向议会提出普选法案，经过各方力量的博弈，1925 年5 月议会正式通过了《普通选举法》。

1889 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只有年满25 周岁以上、缴纳国税15 日元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候选人必须缴纳2 000 日元的保证金。这使得实际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只占日本总人数的1.1%。《普通选举法》取消了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依然存在），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334 万人猛增至1 415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5.8%）。考虑到一个世纪前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日本普选法》的出台可谓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在维持《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规定的天皇专制体制现状的前提下，日本实现了民众的普选权，实现了吉野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政党内阁的产生和《日本普选法》的颁布，成为大正民主运动取得的最大政治实效。二战结束之后，在军国主义最终消亡、学者扔掉“皇国史观”之际，回首历史，猛然发现在“荣光的明治”与“黑暗的昭和”之间，吉野曾强烈呼吁民主，引领民众运动，造成了生机勃勃的“大正民主”。

大正民主运动成就了吉野，吉野也以自己的思想引领了大正民主运动。他的民本主义被称为“大正时代精神象征”。 难能可贵的是，吉野虽然参与现实政治，但却能够同时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从未带头参与暴力游行，也未被融入政治权力中。“第二次护宪运动”获得胜利后，吉野退出朝日新闻社，回到东京大学的校园。

四、对外的良心

吉野作造不像一般的评论家，也不像一般的学者，他游走在媒体和学术界之间，既能对现实世界的脉动做出实时的反应，又能冷静深思，提出具有深度和体系的理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彻底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保持了价值观的一致性。

在巴黎和会上，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日本踌躇满志，希望得到绝大好处。吉野却公开批评说，日本的巴黎和会外交政策是罔顾国际责任只顾本国利益的分赃政策。在当时弥漫着战胜国傲气的氛围中，吉野的批评如空谷足音，令人警醒。

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从19 世纪末以来加紧实行了军事扩张政策。尤其是日俄战争胜利后，国民陶醉于帝国主义海外发展的惊喜与满足中。当时在日本国民中普遍流行的是“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观点。就连一些在国内主张扩大民众权利的知识分子，也在国际问题上主张对外扩张。当时年轻的吉野也一度认为日俄战争是一场“义战”，并以此鼓吹民众的“爱国心”。

一战爆发后，武力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成为日本国内舆论的制高点。不过，随着民主主义国家在一战中取得胜利，欧亚大陆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全部崩溃，国际上的民主主义思潮提高了威信，更加鼓舞了那些追求民主的人们。有位军人把大战后的特征归纳为平等化、民众化、劳动化、国际化，指出其根本都是民主主义，并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是刺激近代吾人头脑的最中之最，又是在吾人头脑中留下印象的优中之优。”

吉野主张接受“自由”“平等”等价值对日本国家行为的制约，倡导日本走重视通商贸易的经济和平扩张路线，突破了狭隘的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在国家之上，还有普遍正义和人道等。1919 年，他挥笔写下了《世界的主要潮流及顺应政策和对应政策》，指出“世界的进步推动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发展又是世界的发展，而且必须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他认为，为了日本帝国将来的发展，日本必须顺应世界的大潮流。那么，世界的“大潮流”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内政上彻底地贯彻民本主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为此，他呼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民众要重视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外的良心”。

吉野对中国和朝鲜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种“对外的良心”。1919 年朝鲜爆发爱国的“三一运动”，吉野批判日本国内把这次运动视为受第三者煽动的论调，指出日本政府和国民欠缺对朝鲜民众的同情和了解，“三一运动”是日本对朝政策的失败。他告诫日本政府首先要彻底反省，从根本上改变对朝鲜的殖民政策，尊重朝鲜的民族性。

一个多月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吉野发表《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 《 关于北京大学学生的骚乱事件》等多篇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在他看来，“这次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并没有日本报纸所称的某国的煽动”，“这次运动是根据一种确信的精神，为了达到确信的目标的行动，而这种目标所向并没有错误”，“这次运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排日，首先是为了铲除国内的祸根”。他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中国将别开一新生面矣”。吉野支持入狱的中国学生上诉，还邀请李大钊及北大学生访日交流。他在《致北京某君书》中提出希冀，“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

当时的日本国内舆论一边倒地谴责五四运动是一场“排日”运动，而“表示共鸣的日本人只有吉野作造一个”。作为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李大钊一直感念自己的老师。每当与来访的日本人见面时，他必会问及吉野先生安否。1923年，李大钊在天津母校发表讲演时，深情地回忆说，“当时有两位日本教员，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当教授。后来，两位归国都极力鼓吹平民主义，介绍民治思想，作民权运动，教导他们国民。日本国民很受他们的恩泽。”

五、法西斯主义已经来到日本

1923 年关东大地震，东京流传出“朝鲜人放火”“朝鲜人要暴动”等谣言，引起恐慌，警察和军队一些人趁机消除异己，造成社会动乱。根据中、日、韩三国学者编撰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记载，军队、警察和市民自发组织的自警团杀害了约6000名朝鲜人。吉野作造庇护朝鲜学生使其免遭杀害，还发表文章抗议。

关东大地震不但摧毁了东京大部分地区，而且成为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由于民间经济不振、政党政治腐化以及军部势力抬头，军国主义思想开始在社会上盛行。吉野过去的战友有的开始怀疑民本主义，转而投向共产主义。有的则转向右翼，甚至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不过在政府的镇压下，共产主义运动难以振作。而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政府的纵容下，迅速向全社会蔓延。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吉野曾热心地参与组建的日本社会民众党，为了扩张自己的政党势力，竟然以“确保国民大众的生存权”为由支持军部的侵华政策，并提出尊重国体和否认议会中心主义等内容的“国民社会主义”的新运动方针。

吉野愤怒至极，断然和社会民众党划清了界限。他还发表文章，斥责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抨击了社会民众党坐视政府侵华政策而无动于衷甚至默认支持的不义。

“法西斯主义已经来到日本”，1932 年“五一五事件”发生以后，吉野感到悲伤失望。当时欧洲的民主正在遭受攻击，这位值得尊敬的民本主义者担心，日本的暴徒和反民主的运动将否定议会政治，把国家引向歧途，“在日本民众中，有这一种思绪：如果民主制度不合那些发明它的人心意的话，那么一直持些许怀疑态度的日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支持该制度”。

事实上，“五一五事件”以后，日本的内政外交都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完全背弃了吉野多年来极力主张的民本主义，宪政制度遭到否认。右翼和军部对言论自由严格限制，但是吉野依然通过评论向社会发出民主政治的呼声，虽然在当时汹涌的法西斯舆论大潮中，他的声音微弱，听众很少。虽然那种不愿冷静地倾听少数意见并强迫接受某一既定国策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

1933 年2 月，吉野在病床上发表最后一篇时论《李顿调查报告的读后心得》。他在文章中提醒世人，“在李顿调查报告发表后的今日，一个坚持自我立场的日本和一个作为国际联盟会员国的日本是无法并容的”。果然，在国际联盟大会投票时，日本彻底败北。日本谈判代表松冈洋右在会场上大喊，“日本政府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已到极限”，带领手下愤然退场。态度强硬的松冈洋右却深得国内的民心。当他从瑞士日内瓦回到东京时，大批老百姓聚集火车站，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一样迎候他。这表明，民众支持政府选择的一意孤行的不归路，日本至此再无机会回头。吉野幸运地没有看到自己的国家滑向战争深渊。1933 年3 月，吉野作造病逝，享年55 岁。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始终是一对矛盾体。

随着国家跻身世界列强，日本民智渐开，国民的民主权利要求不断提高。可是，日俄战争、一战等的胜利又让国民陶醉于帝国主义海外发展，帝国主义思想很有市场。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内政上彻底地贯彻民本主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假如他的思想成为社会共识，日本很有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可是，由于日本的启蒙思想不彻底，导致日本国民中普遍流行“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又破坏了“对内立宪主义”，最终将国家推进了对外战争的灾难之中。这是日本近代史的惨痛教训，也是所有后发国家应该警惕的前车之鉴。

（本文收录自马国川著《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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