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犀利的“段子”（属于日语里所说的“なぞかけ”，一种基于双关的语言游戏。经常在益智或搞笑类电视节目中出现）最近被不少日本人在社交网站上转发。对日本时事稍有了解的读者可能知道涉及国有土地不正当转让的森友问题和有公款私用嫌疑的“赏樱会”争议已经困扰了安倍政权好一阵子。而部分网友把最新的“安倍口罩”和这两件政治丑闻并列在一起的举动，也让人窥见民众们对日本政府处理新冠疫情的不满。

遮不住负面新闻的口罩

所谓的“安倍口罩”是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年4月1日宣布的会向全国每个家庭配送的两枚布制口罩。根据政府的说法，此举意在消解从2月开始的因为疫情而导致的全国口罩不足现象。选择经过清洗后可重复使用的布制而不是更为常见的一次性无纺布（日语里的“不織布”）口罩的原因则是要把后者优先提供给医疗从业人员。

根据官方数据，每一枚口罩的购买价格约在200日元。按照全国1亿3000枚再加上运送费在内，此次的发放总共将耗费政府约466亿日元的费用。安倍政府的这个决定多少是受到了在疫情早期颇受好评的北海道等地给居民送一次性口罩的事例的影响。从4月17日开始，这批口罩就通过日本邮政公司投送家庭信箱的“无接触方式”开始了发放。发放顺序上优先提供给学校、残障人士照料机构以及孕妇等群体，而各自治体则进一步以疫情的严重程度排序。比如在首都东京，确诊人数排列靠前的世田谷区和港区的市民在当天就收到了口罩。

但这批国家发放的口罩被称为“安倍口罩”并不是出于民众对首相的亲切感。事实上，这个“昵称”甚至不是一个中性的名词。日语原词“アベノマスク”谐音自“アベノミクス”（abe-nomics，安倍经济学：来自首相的姓“abe”加上英语单词“经济学”的后半部“nomics”）。后者用来指称安倍自2013年6月推出的以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民间投资这“三把剑”为核心的经济方针。相关政策在给大企业优惠的同时却也有着压迫小企业甚至是劳工权利的负面作用存在。而用自己名称来冠名政策的举动也被民众认为是自恋甚至有个人崇拜的嫌疑。因此，成为流行语的“安倍（的）XXX”一度是大众揶揄和恶搞的对象。

而相似的“昨日重现”又一次在新冠疫情中登场。从一开始，“安倍口罩”就收到了不少负面评价。有多位医学专家质疑布制口罩对病毒防范的实际效力。而长9.5厘米、宽13.5厘米的口罩似乎无法统一覆盖所有人的嘴部和鼻部（安倍自己佩戴的布制口罩就因为略显滑稽的尺寸感而受到瞩目）。还有政策人士指出在疫情的关键时刻这笔钱在投入产出比似乎不太划算。但更大的质疑声则来自部分民众收到了口罩实物之后。

在先行配送的口罩中，包装内混有毛发、小虫等异物的报告时有发生。根据大分县保健所的统计，该县收到的口罩中类似不良品的比例竟然达到了近两成。对此，厚生劳动省在政策开始仅4天后的4月21日就紧急叫停了面向孕妇的布口罩发放。此后，部分“安倍口罩”的承包商彻底暂停出货，等待后续的确认。根据《每日新闻》的测算，截止5月1日，“安倍口罩”共发放了440万枚，只占全国住户数的3%。试图以速度取胜的口罩发放就此也失去了政府原本期待的效力。

但安倍首相面对这些负面新闻丝毫不为所动。他不仅继续重申发放的必要性，还罕见地以充满情绪性的姿态攻击提出质疑的朝日新闻社“自己不也在网上以两枚3300日元的高价贩卖布制口罩”？这些立刻被网友冠名的“朝日口罩”随后被证明本来就是由位于泉大津市的百年老店用上等材料制作的高级品。当地市长还特地拜访了首相府，不无讽刺地给安倍也送上了几枚。

其实在此次日本疫情中，口罩始终处在舆论焦点的核心。在疫情还算控制得不错的初期，国民爱戴口罩的习惯就被不少日本和国际媒体认为发挥了重要原因。而在疫情不断升级的当下，围绕着官方口罩发放所引出的是是非非又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在看似简单的佩戴行为背后所存在的复杂的政治及文化向量。

菊与刀与口罩

根据日本卫生材料工业联合会的资料，口罩在日本的使用从明治时代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口罩以黄铜等金属作为内芯，并在外部配有布制的滤罩。但这些体型庞大且笨重的口罩基本上只被在矿山或煤炭业工作的工人们佩戴以防止相关颗粒物对身体的伤害。

真正影响日本人口罩使用的是大正7年，即1918年，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所谓“西班牙流感”。面对这一造成了全国近两千四百万人感染、四十万人死亡的疾病，日本政府鼓励民众佩戴口罩作为防范的主要方法。一时之间，各种口罩海报出现在了城市街头，而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也不时对口罩的正确使用方法进行讨论。虽然在同一时代，佩戴口罩在欧美国家也成为了主流甚至是强制的规定，但在流感过去后，似乎只有日本社会继续保留了这个传统。1923年，内山武商店发售的“寿牌”口罩成为了国内第一个进行商品登记的口罩。

口罩在日本得以扎根，既有包括可溶性树脂、棉绒等材料的改进让口罩的佩戴性得到了提升这种硬件的理由，也有其他更为软性的条件。比如，学者堀井光俊就认为日本传统的疾病观念是藏在佩戴口罩这一“现代”行为背后的重要因素。堀井指出在日语里，感冒和流感的症状常被写作“風邪”。正如“风”这个字所暗示的，有害空气的流动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身体异样的原因。从而，即使是面对季节性的小流行病，日本人也倾向于继续使用口罩。更不用说此后包括1934年新流感在内的一次次大型传染病为佩戴行为添加的正向刺激。

日本漫画家利用长寿动画《海螺小姐》的人物形象所创作的对每家发两枚的“安倍口罩”的嘲讽画在网络成为话题。截图来自北村ヂン推特。到了战后，日本口罩取得了更长足的发展。1940年代末，被最多人熟悉的以纱布为材料的白色口罩出现。1973年，占到现在市场比重约九成的“一次性”无纺布口罩诞生。而在这个阶段，最主要推动日本社会口罩消费的是由战后日本大量种植的包括柳杉在内的木材所导致的“国民病”——花粉症。进入新世纪后，大型流行病再次回归：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都让日本人无法轻易摘下自己的口罩。与此同时，建立在诸多消费主义元素之上的宣传则成了日本更为独特的口罩业助燃剂：给嘴部留出更多空间的“超立体口罩”，通过贴合脸部线条从而制造视觉错觉的“小脸口罩”，可以阻挡紫外线的“UV口罩”，在夜间保持口腔湿润的“睡眠口罩”……种种或是结合了最新科学技术或仅仅是“智商税”的发展都让日本的口罩种类爆发式增长。而随着旅行业和互联网的发展，日本这种特殊的“口罩文化”也开始受到全球性的瞩目。

对于基本没有戴口罩习惯的欧美国家或者即使有也没那么多选择余地的亚洲其他国家看来，日本多样且庞大的口罩消费逐渐成为了一种需要被解释的“特殊现象”。而把一切归结为“民族性”的本质主义态度则成为了许多人不自觉的倾向。就像在压根没去过日本的前提下就把日本人的特质简单归结为“菊”与“刀”这两个侧面的本尼迪克特一样，从略微正面的“日本人不喜欢给他人添麻烦”到更加负面的“日本人爱面子”或“日本女人因为地位低所以出门一定要化妆”等刻板印象就成为了解释日本口罩文化最主流的声音。而包括上文所说的口罩工业的发展或者即将提到的社会结构等更为客观的原因则往往被视而不见。

风险时代的国境

堀井光俊和他同事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日本口罩文化的考察是我们思考这个现象的不错起点。他们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的理论出发，考察了在佩戴口罩背后体现出的国家与个人的张力。

一方面，毫无疑问地，国家/资本需要个人通过佩戴口罩等方式保持自己作为有效“生产力”的社会角色。日本在2002年通过的《健康增进法》第二条就明确指出：“国民需要加深对于健康生活习惯重要性的关心和理解，并始终在对自己身体状态保持自觉的同时努力增进健康”。而在堀井对路人的采访中，“感受到来自职场的压力”也成为了一般人佩戴口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政府从越来越多的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公共职能中退出。于是，对自己身体的积极管理成为了每个人即使处于金钱考虑也不得不去做的任务。而随着“风险”越来越多样化和不可预测化，人们在国家指导下对自己身体的规训也越来越日常化。由此，在“后终身雇用时代”里日本人对于口罩的依赖在看似个体主义的背后有着和宏观结构所无法割舍的联系。

但需要注意的是，“贝克派”的理论家们所着眼的多是类似核污染或者环境问题等“后现代”风险。从而，他们较为乐观地得出了在传统民族国家框架无法应对这些风险的时候，公民自发的跨国界合作会是一个可能的未来。而虽然这次的新冠疫情也轻易地跨越了国界进行着传播，但人们对流行病这种现代甚至可以说前现代的风险的应对却似乎反而加深了传统的国界。

再让我们回到“安倍口罩”。在政府和媒体关于口罩质量问题的讨论中，它们的产地成为了核心。爆出问题的口罩基本来自两所承接了订单的企业在东南亚所设的工厂，而理所当然的应对措施也就成了努力实现口罩的“国产化”。

根据日本媒体的调查，其中一家承包商已经着手寻觅新的国内工厂。而政府在此之前就早已提出鼓励企业进行制造业回流的政策。针对海外因为疫情而造成的停产，日本政府在4月7日就敲定了总额约2400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在此之下，把生产据点迁回国或在国内新设厂的中小企业可以受到三分之二的费用补助，而大企业则有二分之一。特别的，如果是生产口罩、人工呼吸机和防护服等医疗品的生产商，上述补助更分别提高到了四分之三和三分之二。有不少日本企业开始积极响应这一有利政策。比如大生产商Iris Ohayama从3月底就开始在国内的工厂生产口罩。而他们将于6月在宫城县开设的新厂也计划每月生产6000万枚口罩，以填补国民的需求。虽然这一现象可能只是疫情之下的短期调整，但它确实也包含了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逆行。

口罩在保护了口腔这个人体和外部交流的窗口的同时，也确保了现代人“主体性”的健康和完整。平日，日本人对它的使用成为了他人想象日本国民性的重要依据；

疫情期间，口罩产业又成为了确保本国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可能因为尺寸关系而封不住部分人口的“安倍口罩”却无疑系紧了大家对于国家共同体的想象。而疫情对传统国境的再确认以及因此产生的换了新包装的老问题则是每一个地球村的村民不得不重新面对的。

参考文献：

Adam Burgess and Mitsutoshi Horii, Risk, ritual and health responsibilisation: Japan’s ‘safety blanket’ of surgical face mask-wearing,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 34 No. 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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