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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钟飞腾

5月20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对华战略竞争方针》文件。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其进行了批驳，认为该文件和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样，鼓吹继续对中国采取全方位施压的强硬政策，但中国将坚决反击美国的遏制打压。

同时，外交发言人也表示，“一个稳定和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中美经济总量差距缩小至70%

美国白宫网站于5月26日刊登文件全文。5月29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解释了这份文件，并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开放和建设性关系”，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需改变“不当行为模式”。

同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保护美国免受中国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侵害”，暂停和限制部分来自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美国意图同中国进行局部“脱钩”，保卫美国的经济安全。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按照市场汇率法计算，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将更快速地缩小至70%，考虑到中国不进入国际市场的部分也具有相当的体量和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地位上升将更加明显，与美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将更加激烈。

自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来，美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力量对比从未突破这个比例。

美国当权派认为，中国主要得益于加入WTO后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而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国会要求现政府“重新思考过去20年失败的政策”。

这个时间假设很有意思。由于特朗普执政团队依靠中下层选民入主白宫，选择体量最大的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虽然逻辑上存在很多漏洞，但直观上比较能说服缺乏世界眼光的美国普通人，即用贸易而不是技术进步解释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

美国用冷战办法对付中国不会有效

特朗普政府的新对华战略方针，延续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并不只是考虑双方可进行国际交易的市场力量本身，而是侧重于战略层面。

按照西方的传统，战略的核心主要仍是军事领域。在考察战略力量对比时，能否进入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是世界多极政治格局中的一极，但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影响力不大。中国当时的力量来源，一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拥有战略决策能力；二是广袤的国土，在地缘上能影响到美苏战略竞争；三是数量位居第一的人口和庞大的陆军。

改革开放以后，上述三大常量也在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了在国土范围之外的影响力。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海空力量发展迅速，影响到美国在西太平洋领域的同盟体系。

随着“一带一路”的展开，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影响力明显上升。这些地缘力量的发展，似乎给美国施展霸权力量套上了一种约束。显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特别是海外利益的扩大，中国的地缘变化不会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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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冷战的核心是“遏制”，主战场在欧洲。在美苏争霸时期，苏联不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是在另外一个平行市场中与苏联集团的成员国进行交易。

美国在遏制苏联的时候，顺便也把其他国家遏制了，今天的亚洲不存在这样的态势。

众所周知，美国的“苏联通”凯南在思想上为美国遏制战略提供了一般性原则。但凯南长期忽视甚至轻视中国，在凯南活到21世纪初的有生之年，他坚定认为决定东亚局势的是日本，美日同盟足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

也就是说，在研判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战略地位上，凯南提供的“遏制”学说是失败的，因而用冷战的办法对待中国也不会有效。

美国用对付日本的办法解决中美战略竞争

如果我们只是从字面上理解美国的对华战略，那么我们也应该重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方针的如下表述。

特朗普说，“竞争必然包括与中国的接触，但我们的接触是有选择性的和注重结果的，每一种接触都促进了我们的国家利益。”

同时，新文件中也宣称“美国的政策并不是以试图改变中国的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也不会对中国描述的例外主义和受害者身份让步”。

这些说法也不全是美国的新战略构想。20世纪80年代，美日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美国对日本经贸谈判原则就是以结果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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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特朗普执政团队有一大批熟悉和参与当年美日谈判的鹰派，不难理解美国政府用对付日本的办法解决中美战略竞争。

不过，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日本，时代发生变化了。“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有新的战略思维。

与其说美国认为自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政策都失败，还不如说是对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行为很失望，对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很无奈。

中美关系的未来，既不是今天的美俄关系，美俄之间的经贸往来微乎其微，两国首都之间甚至都没有直航；中美关系的未来也不是美日关系，中国是一个独立的战略行为体。中国认为最好的模式是互利共赢，但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获得的要多于美国，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批评美国政府陷入冷战思维。但需要加以区分的是，这个“冷战思维”，绝不是“新冷战”，两者不是一回事。

大胆推测，未来30年中美关系的大方向是，在一个慢全球化时代，中美各自巩固国内发展，争取更大强度的区域合作，降低双方的往来，未来的关键将主要取决于中美国内局势的稳定。

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