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国汽车产业中心城市武汉暴发疫情，被迫“封城”，直接影响了在武汉设有工厂的日本等国的汽车生产、组装的速度和能力。2月，日本汽车行业总产量较去年同比下降了10%。3-4月，随着全球疫情加剧，日本颁布了紧急事态宣言，汽车行业减少了一半的产量。产能的急剧下滑直接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状况。4月，日本各主要车企最新披露的财务报表显示，2019财年的营业利益均出现了明显下滑。丰田汽车公司表示，鉴于目前疫情尚未平息，2020财年的营业利益将比上一年减少八成。

目前，虽然日本已结束紧急状态，日企也在试图恢复在亚洲地区的产业链布局，但此次疫情期间所暴露出的口罩等医疗物品、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问题仍唤起了日本社会各界对于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针对疫情所暴露出的关键医疗产品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4月公布了《疫情紧急经济对策》，其中拨出总计2486亿日元的企业补助金，用于“提升供应链韧性”。补助金将主要用于促进日本海外企业投资本国生产据点、建设医药制品及原材料的国内制造基地、支援日本企业海外供应链的多元化等，最多可覆盖企业支出的四分之三。

日本企业的忧患意识

事实上，日本企业早在上个世纪就意识到了大规模灾害对于供应链的巨大破坏力，并开始有重点地提升其供应链的危机管理能力。

以丰田汽车为例，1995年1月17日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当时负责生产刹车部件的住友电工伊丹工厂以及生产车内音响的富士通神户工厂被迫停止作业。得知这一消息，丰田汽车公司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前往受灾工厂参与重建，仅用不到一周时间就实现了工厂恢复作业。1997年，上游企业爱信精机的设备工厂突发火灾，丰田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商，同样在一周的时间内实现了供应链的重启。此外，为了防止季节性灾害（如台风、洪水、雪灾）影响，丰田通过适当提升高风险地区工厂库存等方式进行调节。由于在长时间生产过程中积累下的灾害应对经验，使得丰田一直以来具有很强的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企业也有底气坚持少量多次的即时配给制（Just-in-time），从而维持了较低的库存成本，成功实现了成本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成为了大型企业的必经之路，国际间的产品竞争也随之愈演愈烈，全球供应链的复杂程度和管理难度也随之上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汽车核心零部件——微机的生产曾被迫中断，致使丰田在当时设立的以日本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一度陷入停滞，日本国内更是耗时一个多月才重新恢复生产。

当地时间2020年4月28日，工人在位于法国瓦朗西安纳的丰田汽车公司车间工作。新华社 图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传染病不同于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有限的地震、洪水，其持续时间并不取决于某一国家的疫情控制，而取决于疫情最严重国家的彻底平息。因此，疫情从暴发到最终影响结束，很难确定将会持续多久。而且，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疫情不仅打乱了供给方既定的生产步骤，使之陷入停滞，还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低迷，人们的消费习惯剧烈变化，消费需求随之减小。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6月发布的日本制造业企业应对疫情的供应链调整调查，有过半数受访企业表示将通过减量的方式缩小生产和订货配送规模，近四成企业表示将减少订购货物库存，疫情造成的日本企业供应链整体规模萎缩可见一斑。

逆境中的改革与出路

为了保障疫情期间的供应链稳定，探索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新模式，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正在努力将灾害转变为调整与重建供应链的契机，开始有针对性地分散全球供应链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并提前做出调整。疫情下日本产业链重建与调整的主要思路包括以下三个大方向。

1、提升海外供应基地的多元化水平

日本企业对海外生产基地的迁移计划早已有之。自2010年以来，由于中国的人工成本持续上升，日本民间企业就已提出了在非中国地区同时建立生产基地的“中国+1”提议。而近年来许多日本企业担心以中国为供应链出口终端可能受到美国市场的关税制裁等压力，开始将部分产品线转移到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通过日本政府ODA援助（政府开发援助）等形式建设基础设施，在东南亚区域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2、鼓励企业回归本国，大力推进日本企业母工厂建设

母工厂即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下属工厂中扮演研究开发、技术革新、指导其余工厂等先导性角色的企业核心工厂。多数日本企业为了便于控制管理，习惯将母工厂设置在日本本土，因此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往往能够迅速对个别零件进行替代生产或支援。东京大学经营学教授藤本隆宏表示，虽然大规模灾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不可预知性，但全球化时代下的企业竞争却每天都在发生。因此，真正健康的供应链应在一般时期具有高度的“国际竞争力”，特殊时期具有“灾害免疫力”，能够根据不同时期对供应链进行灵活调整。母工厂恰好可以提升供应链整体的稳定性，有效支撑了海外生产据点地发展。

3、构建以IT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全球供应链

由于新冠病毒具有极强的感染性，因此，传统意义上供应链的主要组成要素——人员流动和物品流动也因此受阻。日本经济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浦田秀次郎认为，在现阶段，供应链概念将更快地从“实物产品移动”向“数字信息移动”转变。例如，企业可以借助3D打印技术，省去零部件生产和运送过程，而借助机器人及AI技术，则有可能实现无接触式的生产作业和物流革命。对于供应链的数字化，日本政府也在此前进行了诸多尝试。为了建立开放的国际数字贸易自由流动体制，日本政府积极参与CPTPP（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美数据贸易协定，在2019年的大阪G20峰会上，首相安倍晋三也多次提及日本对于推动全球数据治理的重视，并与20国集团领导人一起签署了《数字经济大阪宣言》。而在此次应对疫情的紧急政策中，经济产业省也拨款30亿日元用于开发供应链技术，拨款1009亿日元用于“加速向数字化社会转变”。在疫情持续肆虐的当下，可以想见，日本的供应链数字化步伐将会越走越快。

在供应链全球化的今天，持续反复的疫情无疑是日本制造业企业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不过，危与机总是相伴相生，以此次灾害为契机，改革现有的供应链体制，日本也正在努力化解疫情的负面作用，尝试寻找创新点和新增长方向。

（孙健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讲师；徐雨晨，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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