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现在市场的热度，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了担忧。首先一些小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降低了外包报价。有些项目外包价格不断降价，从25万日元/人月降至23万日元/人月、20万日元/人月。而在管理和技术能力无法同步的公司，软件质量由于无法得到保障，可能会对整个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军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重视品质和服务的国家，我们的企业应认同和理解日本企业的作法和想法，谁做到这一点，谁的企业才能进步，才能逐渐缩小与客户在意识上的差距。”

　　从印度的经验看，降低价格也是不可取的，这对中国软件出口的发展有弊而无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政府和产业的角度需要有一个协调的组织。如果国内的企业无法形成统一的联盟策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杨晓东表示：“现在的外包市场是春秋时期，大家都在跃跃欲试，妄图分一杯羹，相信不久这个市场就会出现残酷的优胜劣汰，最终会发展到战国时期，到那时，只有真正有实力的公司才能生存和发展。”

　　发展障碍

　　不过，公司规模仍然是制约对日软件外包发展的瓶颈。在北京，散落着大约一百多家规模在几个人、几十人左右的公司。因为人数少，所以只能接一些很小的单子，同时这些公司的管理能力也值得怀疑。曾经有日本公司为了保证项目的实施，将同一个项目同时发包给三个小公司。由于这些公司很难保证持续的接包，有时为了竞争的原因，便通过降低价格来参与一些竞争，这给整个行业发展的秩序带来了很多问题。

　　规模小还容易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今年本来是对日软件外包业务蓬勃发展一年，但非典疫情爆发时，很多日本公司放弃了发包的想法转而在国内开发。小外包公司接不到活，倒闭了很多。

　　面对这个仅次于美国的日本外包市场，印度也垂涎已久。日本公司也曾试图去印度开辟项目，但事实证明，这些尝试几乎都失败了。谈及原因，一位NEC高层人士道出了奥妙：“印度人不遵从我们的标准，他们总把美国的标准拿出来，想让日本向印度的标准靠，另外就是到北京只需要三个小时，但到印度需要八九个小时，所以不愿意给印度做这个事情。”业内人士也一致同意：“中国和日本之间毕竟还存在一些文化相通的地方，可以谈一下唐文化和茶道，但对于印度，文化的差距就很大了。”

　　然而，印度公司也在试图利用中国作为跳板，在中国雇佣开发人员。一家印度软件公司曾表示：“我们要通过中国分公司发展日本客户”。印度最大的信息技术外包公司Infosys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软件开发中心，其一位区域经理Vineet toshniwal表示，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在于增加公司进入日本以及韩国的机会。不过，需要跨越两道文化门槛对于印度企业来说还是存在相当的难度。

　　除了印度，中国对日外包企业和日本公司在华的外包开发中心在未来也可能会产生矛盾。由于日本大部分的外包项目都是由其国内最大的几家IT公司所垄断，这些公司都积极地在国内设立开发中心。其中以NEC为首，几乎在北京、上海、杭州、大连、西安等城市都设立了自己的开发中心。当国内一些软件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会去日本直接接包，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竞争。

　　应该说，期望未来几年对日外包市场出现超常规的规模扩大还存在一定难度。尽管其市场容量会是稳步增长的趋势，但突破性的增长还有待观察。日本经济在经过泡沫之后变得很现实，外包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基于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竞争力的要求。“日本人的做事风格决定了并不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日本企业的谨慎是非常有名的。”一位从事对日软件出口十多年的业内人士说：“他们往往先拿一个很小的项目来测试你所能完成的任务，成功了他才会逐渐增加。”同时，也有迹象表明，日本大公司其实并不希望中国软件企业公司成长很大，反而更希望看到分散的局面。印度外包的高速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很多印度人已经在美国公司中做到了中层的管理位置。但由于日本强烈的排外倾向，中国人要做到日本公司的管理层十分少见，因此要想从内部获得大规模的发包量，存在相当的难度。所以说，从政府和企业关系层面上进行一些工作可能更切合实际，这当然也需要更多真正了解日本企业内部和运作的高级人才。

　　对日软件出口仅仅有市场还不够，公司还要突破管理能力的瓶颈。管理能力包括基本管理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软件公司百人规模是一个门槛。当初大连华信人员规模接近百人的时候，管理能力遇到了瓶颈，曾一度无法按时交活，后来不得不请了IBM的人帮忙管理才越过了这道门槛。而最早从事对日软件外包的公司之一松和也是因为在公司管理上出现了问题，人员流失严重，最后被中讯以一百万人民币的极低代价收购，组成了中讯以后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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