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新宿歌舞伎町是日本最著名的[红灯区]，不少日本男人在这里流连。恐怕，这里也是那些被贩卖妇女不得不靠出卖身体营生的伤心地。

  

今年3月17日，日本政府宣布收紧“娱乐签证”的发放后，菲律宾众多妇女聚集在马尼拉日本使馆门前示威，要求日本撤销这一决定。

 

　　NGO向贩卖妇女行径开战

　　3月15日，日本政府做出收紧“娱乐签证”发放的决策。各种猜测一时甚嚣尘上，“娱乐签证”是什么背景下的产物？什么原因导致国内性需求旺盛的日本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这种特别的签证背后掩藏了怎样的社会黑幕？为什么东南亚某些国家因此反应不一？

　　“性旅游”更新换代

　　上世纪中期开始，世界经济新贵———日本的男性子民们就开始组成臭名昭著的“买春”大军，活跃在东南亚一带。 “性旅游”走向衰败后，日本人开始享受进口“性产品”。不过门槛有一个———“娱乐签证”。

　　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性旅游”团的路线扩展到整个东南亚。日本人通常都结团旅游，而他们的旅行社也“心安理得”地给他们安排“特别节目”。

　　当时，执政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大力推行国际旅游业，在马尼拉的艾尔米达区建造了奢华的五星级饭店。马尼拉的色情业由此繁荣起来，迅速成为日本旅行者的青睐之所。之前，日本旅行者的目的地是韩国，当时每年涌入汉城的近50万名日本游客中有95%是男性。

　　2000年，当日本“男性反对亚洲嫖娼”组织在曼谷只供日本人“享乐”的塔尼亚大街上采访他们尽情“享乐”的同胞时，得到如下回答：“这里的姑娘远比日本的便宜，她们很穷，所以她们需要顾客，不是吗？”“我不觉得有什么不道德的。我是在对泰国的经济做贡献。“2001年时，泰国1%的女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据估计，这中间约1/3为酒吧女。因此，当地媒体提醒外国游客说：“到泰国旅游是非常安全的，但若为‘性观光’而来，则可能为丧命之旅。”

　　“性旅游”日渐严重，各国也纷纷出台旨在打击国际“性旅游”的相关法律。近几年来，日本的“性旅游”也逐渐有淡化之势。于是，日本国内性消费的需求，转变为对输入外来女性移民的性侵犯中得到满足。一时间，“娱乐签证”盛行一时。一般情况下，日本的移民政策在国际上算是门槛很高的，外国劳工很难进入日本劳务市场。但如果想到日本打工的是年轻漂亮的女人，情况便大不相同了。据估计，每年大约有10万年轻妇女拿着所谓的“娱乐签证”进入日本，成为日本色情工业中的“生鱼片”。据透露，申请“娱乐签证”入境的外国人可以在日本居住6个月。对此，一些人权人士批评指出，人口贩子很巧妙地利用了这项规定，他们将其他国家尤其是菲律宾的妇女拐卖至日本，并强迫她们从事性服务行业。除菲律宾之外，日本每年还向美国及俄罗斯各发放6000至7000个娱乐签证。

　　性奴问题遭谴责

　　国内色情产业的兴旺，直接导致流向日本的被贩卖妇女成倍增长。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语症”遭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严重谴责，NGO也在积极行动中。

　　日本国内色情行业的兴旺发达导致了国际妇女贩卖活动的猖獗，这一现象早已被国际社会关注，并为此曾召开无数次的调研会议，但是日本政府对此一直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打击措施。

　　去年6月，美国国务院曾在一份报告中谴责日本对人口走私打击不力，并将日本列入受关注对象。报告说：“日本存在极为严重的奴役现象，尤其是性奴役。但是与该问题的严重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打压……日本在打击贩卖人口上甚至连最低要求都达不到，日本严重的性奴隶问题涉及了人口买卖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报告敦促日本”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成千上万的沦落为性奴隶的妇女“。之后，美国务院高级顾问约翰·米勒还特意到日本调查，认为日本性侵犯问题严重，而日本当局解决该问题的力度明显不足。米勒还对日本的司法部门予以了谴责，称其未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性奴隶问题，而对来日本”性旅游“的个人的刑罚也相对较轻。

　　美国的批评让日本政府压力倍增。日本政府于去年11月开始考虑“十倍缩减”菲律宾公民入境“娱乐签证”的发放数量，借此加大打击性服务人口走私的力度。据日本共同社透露，日本政府将由原先每年分配给菲律宾的8万个娱乐签证缩减至8000份，此外还将对申请“娱乐签证”者提出更为严格的资格要求。而此前，申请娱乐签证的外国人只需本国证明他们从事某个艺术行业。

　　不仅仅是日本，近年来世界妇女贩运中的性侵犯和性暴力也越来越严重，造成在有些人的观念中把非法移民的女性当成妓女输出的观念。正是由于这一现象的日益严重，世界各个妇女组织纷纷发表谴责。

　　在今年3月初召开的联合国第49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中，焦点更是集中到贩卖和移民潮中对妇女的性侵犯问题上来。三八妇女节当天，联合国大厦正为此举行纪念活动时，一个名为“粉色密码（CodePink）”的解救妓女非政府组织，却在纽约的漫天大雪中进行一场粉色大游行，抗议最近几年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妇女贩卖现状。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内的各国妇女NGO（非政府组织），都希望一起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美国和欧盟，在亚洲国家甚至更为严重。会议在11日结束的时候，决议中各国达成由“减少”到“消除”妇女贩卖的一致意见，而且承认了贩卖中的妇女大多沦为妓女的事实。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涉及国际间的合作，各国的NGO组织希望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而其中引起各国极大关注的则是日本政府的作为。由于日本色情行业日益火爆，“职业妇女”供不应求，不得不从国外进口，造成涌往日本的移民潮中有很多女性都沦为妓女，国际舆论的谴责对日本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

　　政府举措遭质疑

　　重重压力之下，日本政府选择了行动。收紧“娱乐签证”的措施，照理说可以控制“娱乐者”的涌入，然而国际社会却持怀疑态度，而某些“娱乐者”宗主国甚至于主动向日本示好。

　　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舆论压力下，特别是在美国的批评以及“妇女地位委员会”对妇女贩卖问题的严重关切之后，日本政府才决定在3月15日正式出台一项新的条例，收紧所谓“娱乐签证”的发放。但是，这一新的条例是否会有效打击贩卖妇女行为，国际社会普遍持怀疑态度，甚至在日本本国这一措施也遭到普遍怀疑。《朝日新闻》总编在一次采访中说，问题的背后是日本政客与黑社会的勾结，而这一现象在日本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据《德国之声》报道称，日本收紧“娱乐签证”的消息在菲律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这些“娱乐者”每年为菲带来4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据说，菲律宾外交部已经与日本方面进行了沟通，请求日本方面考虑放松对“娱乐签证”的发放限制。

　　色情业是深入日本社会的传统行业。尽管日本在45年前就明令禁止娼妓行业，但是官方对色情业实际上是睁一眼闭一眼，东京新宿地区夜总会集中地“歌舞伎町”夜夜人声鼎沸、皮肉生意兴隆。日本的色情业有着巨大的买方卖方市场，靠性交易赚钱的比例是惊人的，日本有句口头禅———“躺着的比坐着的赚钱快，坐着的比站着的赚钱快”。英国《金融时报》估计称，日本色情业的年营业额高达600亿欧元。在这一红火的行业中，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有15万“职业妇女”是来自本土之外。日本的色情行业大都掌握在跨国黑社会组织中，如与日本的色情业一样古老的“暴力团”。“暴力团”在海外用各种诱人的许诺招募年轻女性，然后将她们一路送到日本，送上“工作岗位”。

　　日本对来自菲律宾、泰国、韩国、哥伦比亚、东欧的“进口妇女”的需求量非常大，黑社会组织从中牟取了暴利，日本警方虚情假意的措施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相反，日本警方对待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倒是非常粗暴。国际劳工组织在今年3月初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批评说，日本警方“不但不对贩卖妇女活动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反而将她们拘禁和关押起来”。报告揭露说，“人口贩子们大赚其钱，而被拐卖的妇女反而要自己缴纳罚款”。

　　贩卖人口是一个影响并牵涉到世界上所有区域和大多数国家的现象。尽管贩卖路线不断改变，但有一个恒久不变的因素，就是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经济的差异。贩卖人口和其他各种非正规的移民一样，流动的方向总是从较贫穷的国家到较富裕的国家。东南亚的妇女被贩卖到北美和东亚国家，非洲的妇女被贩卖到西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很多贫穷国家的农庄被无情地摧毁，失去土地和收入的贫穷人口不得不投入城市打工的大潮之中，而妇女则更容易成为被贩卖和遭受性侵犯的对象。

　　故事1

　　哥伦比亚女孩马斯拉

　　她受了亲戚的蛊惑，不远万里从哥伦比亚来到日本；她忍了无尽的屈辱，踏上被迫卖淫的不归途；她一次次被转卖，最终求助警方逃出……

　　为了真实了解被拐卖到日本从事性服务妇女的悲惨遭遇，记者联络到中国“首都女记协———妇女传媒监测网络”NGO组织成员、中国妇女报编辑蔡一平女士，她作为NGO组织成员参加了本月初在纽约举行的“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并了解到了一个名为马斯拉（MarcelaSvobodova）的哥伦比亚女孩被拐卖到日本并被迫从事妓女生涯的痛苦经历。

　　在蔡一平的讲述中，马斯拉本来是哥伦比亚一个村庄的纯朴女孩，由于没有工作所以整天无所事事，但她心里却是焦虑万分，并不满足现状。在此之前，她在日本的亲友曾建议她到日本谋生，说那里有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不太累，挣钱也还不少，又是在日本的大都市里面……苦于没有工作的马斯拉终于心动了，在办好了一切合法的证件之后，马斯拉踏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由于已和亲友联络好，她下了飞机以后很快就遇到了等候她的男子，没说几句话，那名男子就要马斯拉先把护照等证件交给他保管。马斯拉虽然有所怀疑，但也没有办法，她只能跟着陌生男子走。

　　然而，当她到了所谓的宿舍并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时，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

　　还没进门，马斯拉就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打开门才大吃一惊，只见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孩脸色苍白地被众人扶着进来。大家乱成一团，有的打电话叫救护车，有的不时地往那女孩裤裆里塞毛巾和纸巾，沙发上洇了一大摊血。最终，女孩被抬上了救护车。原来，那女孩正来例假，本该不去上班，但是迫于老鸨的命令还是去了，好色的男人自然认为花了钱就该得到她的身子。马斯拉后来还看到，那女孩出院后尽管身体状况未完全康复，而高昂的生活开销令她没有选择。

　　接下来的经历也让马斯拉自己感到万分屈辱。她看到两个男人在争论着价钱的事，这一幕让她回想起自己在菜市场里与人讨价还价的场面，一种羞耻感油然而生。紧接着，她被其中一个陌生男子当众脱下衣服，上上下下仔细地检验，在确认没有任何疤痕之后才让她穿上衣服。深夜，当她躺在一张大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不断有其他女孩挤过来睡下。

　　接着，马斯拉开始了痛苦的被逼卖淫的历程。大白天，她就要站在大街上拉客，而且时时刻刻都有眼睛在监控她，根本没有机会逃跑。有一次，她接待了一个客人，心肠还算不错，出主意要帮她逃出魔爪。但每当她想起那些威胁的话来就不寒而栗———那些人警告马斯拉，不要企图逃跑，就算她能逃掉，也终究不能脱离他们的控制，而且哪天暴毙街头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这样，马斯拉屈辱地忍受了两个月。然而，她被要求接客的时间越来越长，心理和身体都在承受巨大的折磨。她还时常看到逃跑的同伴被抓回来，一顿痛打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后来听说被转卖给另外的人贩了。

　　尽管马斯拉没有尝试逃跑，但依然没逃脱被转卖的命运，由于人贩子需要经常更新手里掌握的妓女，以便提供给顾客新鲜感，所以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就像商品一样，按照质量等级被人转卖。当马斯拉第二次落入新的陌生人贩手中，看着别人再一次检验自己身体，谈论价钱，她已经没有当初失去尊严的感觉，完全麻木了。

　　第二次遇到的情况与第一次更有不同。马斯拉在这里遇到当年“三个铜板闯日本”后来成为“妈妈桑”的老板娘，这位“妈妈桑”不但经常训话，更向新人传授一些经验。在这种场合里，小姐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男欢女爱之事。而他们的亲身经历正在潜移默化地消弭着自己的羞耻感，也使她们接受一种观念———性是有利可图的。马斯拉在这里看到更多来日本的外国女孩子，包括韩国的、菲律宾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

　　马斯拉在这里听到和见到了更多和自己经历相似的妇女的遭遇———人贩子采用各种招募方法，其中就包括公然向亲属购买。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多受害者本来是想寻找移民机会，这时就会有熟人主动与之接触，或者受害者是被广告引诱上钩。这些受骗的人中，有的以为是应征到外国合法就业或结婚；不过也有人明知是应征从事色情行业，还是愿意前来；甚至还有的妇女清楚她们必须用工作来偿还大笔招募和交通费用，就如同一名叫尼娜的妇女所说，她知道落入了什么人手里，但还是想挣些钱，就为了给家里的儿子买面包。

　　大部分女子和马斯拉一样，被人贩子扣留护照或证件，就算她们设法逃出去，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东躲西藏，最后还是很容易再被抓回来。人贩子采用偿债赎身的办法来控制她们，让她们不断赚钱。而最让她们气愤的是，每当快要还清的时候，自己却又被转卖了。

　　马斯拉的忍耐，一日难过一日，在某一天遭受了一顿毒打之后，她终于决定逃走。尽管她已经在日本待了将近一年，但仍然不知道该往哪里逃。也许是上天的眷顾，马斯拉看到了穿警察制服的人，于是她跑进了这家警察局，也终于因此而逃出人贩子的魔掌，并最终被送回哥伦比亚的家乡。

　　据日本警方和一些人权组织提供的资料，日本黑社会组织对这些性奴隶采取集中营式的恐怖管理，除了不时加以口头威胁外，更多的是拳脚相加甚至施暴。为了牢牢控制这些性奴隶，黑社会组织还定期对她们进行拍照，然后把照片传给分散在各地的本组织成员，防止她们逃跑。

　　NGO展开营救行动

　　NGO，意即非政府组织。该类组织兴起为国际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之后，在解决世界顽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贩卖人口以及日本存在的性奴问题都引起了NGO的强烈关注。

　　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介绍，人贩子很少被逮捕，被起诉的甚至更少。与走私毒品和武器相比，贩卖人口所受的惩罚相当轻。NGO组织成员称，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拐卖，而只能知道有多少人被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对合法权利和资格缺乏了解，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有障碍，又没有支援的机制，这使得贩卖的妇女更进一步陷于孤立，无法寻求或得到公正的待遇。

　　近年来，NGO组织在反对妇女贩卖活动的斗争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为首的联合国机构和NGO等国际社会组织为彻底废除人口贩卖展开了积极活动。在共同努力下，《联合国防止跨国组织犯罪条约》针对“抑制妇女和儿童贩卖”的补充条款在2003年12月生效。去年6月底，由国际劳工组织、NGO“生命之声”、日本警视厅和日本法务省在东京联合召开的“亚洲反贩卖人口战略研讨会”上，专门对美国国务院发布调查报告“日本的现代奴隶制”并把日本列入“最坏国家”名单一事，进行深入探讨。

　　据国际劳工组织介绍，该组织从去年开始曾派人赴日对该国的性行业进行全面调查，以便弄清来自亚洲、中南美洲等贫穷国家的妇女是如何被卖到日本从事卖淫活动的。国际劳工组织在去年11月公布一份题为《日本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卖》的调查报告说，日本对贩卖外国女性人口的活动打击力度不够，人贩子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而受害者不仅得不到保护，反而被当成罪犯。报告认为，大多数外国女性来日本的初衷并不是卖淫，但结果往往是被强迫卖淫。而日本某些政府官员认为，她们是自愿偷渡到日本的，所以不应受到保护。

　　近日，记者在对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的采访中更进一步了解到，NGO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联合国的影响也在上升，安南秘书长在联合国改革报告中将强调：怎样使NGO的声音传达到联合国大会里来。对于性侵犯的问题上，陈健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即“zerotolerance（零容忍）”，不允许有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

　　故事2

　　美国人德瑞克的NGO

　　家乡小镇上发生的妇女被拐卖的惨剧一直印在美国青年德瑞克的心中。他想不到在“自由和民主”的美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他和他的亲人都投身于帮助和解救这些妇女的工作中去。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过去日本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一直不得力，并遭到了很多NGO和人权组织的批评。迫于压力，日本警方从去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扫黄行动，解救出不少沦为性奴隶的外国妇女，并破获了一个由日本人和哥伦比亚人组成的国际贩卖妇女集团，查清了该组织大规模输送哥伦比亚妇女到日本卖淫的渠道。

　　今年2月，日本政府提出“人口买卖问题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修改《入境管理难民法》。作为防止强迫外籍女性卖身的一项对策，该项修正案将对参与“人身买卖加害”的外国人采取不经过刑事审判就直接强制驱逐出境的做法。同时，为了保护非法入境的受害人，即使未持有效护照也将允许入境而加以保护。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就该修正案进行讨论。

　　日本政府能够采取实质性的打击妇女贩卖和性交易的措施，与NGO的积极努力不可分，NGO除了建议日本政府修改法律之外，更是直接面对面接触那些被贩卖以及被解救出来的妇女。

　　在3月初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笔者联系到美国一个名叫“北极星项目”（PolarisProject）的NGO组织，它是专门从事反对日本妇女贩卖活动的NGO组织，负责人是德瑞克·埃乐曼。当记者问这个青年人为什么要创建这样一个组织、而且专门关注日本国际妇女贩卖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北极星项目’创建于三年前。当时在我居住的城镇上，有5名妇女被人贩拐卖到日本从事性服务，我们镇上的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惊，我没有想到在美国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随着我对日本贩卖妇女情况的了解，我最终决定创立这个组织，帮助和解救遭受性侵犯的妇女。”

　　随着德瑞克在这一领域逐步展开工作，他看到更多的妇女被迫从事性服务的悲惨现实。他说，这些妇女来自世界各地，尤其集中在东南亚国家。为了解救和防止妇女拐卖，德瑞克动员更多人参加他的组织，并积极与政府进行接触，与当地议员商讨美国法律中存在的漏洞，试图通过立法打击国际人口贩卖。

　　当记者问到他的组织每天具体在做什么的时候，他表示他的组织在中国也设立了热线，接听求助者的电话，为那些被解救回来的妇女寻求婚姻的可能；而他自己作为负责人，更要肩负起整个组织的项目设计以及与其他NGO组织合作的计划等。据了解，德瑞克一家有三个家庭成员都在做相关NGO组织。几年来，他们的努力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际妇女贩卖中性侵犯的严重形势，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社会严重的性暴力问题，也正是在与这些NGO组织的接触中加深了了解，从而通过政府间的压力迫使日本政府做出相关法律的调整。

　　故事3

　　王金陵的NGO项目

　　浙江的王金陵女士把主要精力放在预防培训和帮助被解救人员生活自立上，她清楚，那些被救出苦海的孩子面临的困难也许不比做性服务者时面临的困难少。

　　在了解了国际NGO组织的活动之后，记者又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和家庭研究中心进行了采访，它也是研究妇女拐卖并帮助被解救妇女重新生活的NGO组织。中心主任王金陵女士表示，由于日本政府以前没有相应的法律，所以无法保护国际女性人口买卖中的受害者，只能将她们驱逐出境。为此日本政府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王金陵所在的NGO组织把主要精力放在预防培训和帮助被解救人员的生活自立上。对容易发生拐卖事件的贫穷地区，即所谓的“流出地”进行信息培训是她们的重要任务，NGO组织的培训人员深入到当地，向当地妇女传授外面世界的信息。NGO还要担负起为当地人介绍工作的任务，但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她们的信誉度也受到了肯定。这种预防措施避免了由于“盲目流动”带来的更大的被拐卖危险。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的年轻女孩在被拐卖之后被迫从事性服务工作，然而这些女孩就算被解救出来，面对的困难不比做性服务者时的困难少。王金陵说，这些人大多是背着家里从事这样的工作，她们觉得很难再回到家里。除了心理上的障碍，身体上的疾病是更大的折磨。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带有3-4种性病，这个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甚至高达70%到80%；除了以上两个方面，这些人已经满足于以前的“高收入”，如果不能找到收入体面的正常工作，她们也很难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所以，王女士的NGO组织设立特别项目，既要通过技能培训使她们获得生存的本领，又要在心理治疗上全面展开工作。

　　除了面对面帮助被拐卖妇女，大多NGO组织都越来越重视媒体在这一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媒体建立伙伴关系，从而在舆论上争取到更大的支持，进而在政府决策上发挥作用。跨国拐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在媒体上，人们听到最多的故事还是有关妇女被拐卖从事色情行业的报道。许多报道都在绘声绘色地描绘她们的个人遭遇，其中夹杂不少具有色情意味的描写。移民国际组织代表认为：“记者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观察。媒体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干预的手段和方法，比如分析产生拐卖的根源，介绍预防的知识，并且创造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助于那些被解救的人回归社区等等。”新闻记者与打击拐卖的实践工作者面对面的交流本身，也是与NGO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第一步。

　　难题难以一并消失

　　日本政府的新政策有些像“隔靴搔痒”，治标并不治本。国内黑社会的参与更使妇女贩卖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

　　日本新近出台的收紧“娱乐签证”发放的政策，并不是让所有移民都感到高兴的一件事。也许，声名狼藉的日本色情业会因此有所收敛，然而这一社会问题所牵涉的其他社会层面的难题并不会因此一并消失。

　　众所周知，贫穷导致了各类社会问题的出现，移民潮中对妇女的性侵犯也在其中；经济全球化进程表面上为许多国家的妇女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又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速度，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可以轻易涉足贩卖外国妇女的活动，贫穷国家却对此束手无策。根据日本警视厅的统计资料，在黑社会的操纵下，迄今约有50万到100万名外国妇女被卖到日本充当性奴隶。这个数目相当于二战时日本政府征募的随军“慰安妇”人数的4倍。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完全消除移民中的性剥削似乎不会因为日本政府的这一步举措而完成。况且，日本政府只是与警方和移民局保持一定的合作，并没有设立专门打击性交易的专业法律，因而，打击黑社会操纵下的妇女贩卖更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