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旅日中国留学生与日本著名教育家之间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教育的坦诚对话。对话的全部内容，后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被收录在当时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
　　事情的起因是:1902年10月，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湖南师范速成班留学生，半年学习期满，准备启程归国。为此，弘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结合不久前他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对毕业学生发表演讲，以“将为支那谋兴教育”为目的，“定教育之旨”。
　　嘉纳治五郎的名字，在今天的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这主要是因为他是柔道运动的创立者——1882年，他设立讲道馆，将日本传统“柔术”与中国武术技法相结合，融合各派精粹，正式创立了现代柔道运动。其实，嘉纳还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大教育家，他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26年，东京高师在日本是培养全国中学教师的最高学府，他的教育思想对日本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当清政府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的时候，嘉纳就被确定为这一重大使命的具体承担者，专门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他亲手创办的。《支那教育问题》开篇即谈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始以代兴教育自任。其明年，文部、外部合力创设弘文学院于东京，专教支那游学人士，以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之。”
　　10月21日的演讲是以嘉纳“夫子自道”的方式开始的，地点就在位于东京风景秀美的江户川之畔的弘文学院。嘉纳先生首先阐明“教育之种类不一……以贵国今日之情势论之，其最宜急者，莫如普通、实业二种”，他尤其强调“德育”之重要，认为“国民有此德育之根基，则虽无专门之学，亦必不至为公众之累、国家之害。不然，则虽学问专精，亦只知为一身谋私利，而不知为一国谋公益。”关于德育的具体实施，他认为在中国“仍宜用孔子之道”，但是必须“由浅入深，由粗入精”，以适应儿童特点，“不可徒为迂远之论”，“不可令童儿背诵，以伤脑力”。他认为解决中国当时国势衰颓的根本办法，在于普及基础教育，在此过程中，“以小学校教员为最要最急。”“因国民教育之根基，皆由其所创造……不可不精其选也。”对于当时中国“各省皆奉诏立之”的高等学府，嘉纳则不以为然，认为虽然中国将来“终不可不立大学校”，但在当时看来，“既无教员，又无学生，徒慕他国，立此虚名，诚可不必也”，宁待时机成熟再作考虑，而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则应置于优先发展地位。
　　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嘉纳谈到他个人对中国时局深感忧虑之处，他反对以激进的方式推翻政府，认为“贵国今日之事局，必非一二省之乱可以颠覆政府者，亦徒以生内乱召外兵之蹂躏已耳。”婉言奉劝中国年轻一代应用诚心办事，“徐图大展其才”。
　　讲毕，在场湖南籍留学生杨度起立质疑:“敝国之官吏……本无心为国家办实事，为国民谋公益也。如此者既无办事之心，欲以诚心感之，而无心可感，则处此将如之何？”对此，嘉纳表示“贵国情形亦实如此”，这个问题，留待下次演讲作进一步阐述。
　　两天之后，嘉纳如约为留学生做第二次演讲，他首先讲到实业教育，认为中国发展经济不少原料、资本，惟有人才匮乏，“若能兴教育以植其基，将来奋发振兴，不患不为地球上一大工业国也”。他说:贵国之实业不兴，由于团力之不结，其根源在于爱国心之浅薄，此教育者所最宜注意者也。教育其爱国之道，先不可使其有一种骄傲心，亦不可使其有一种卑屈心。发扬与压抑，皆不可有所过。所谓己国皆是，他国皆非，则生其骄傲心；如谓他国皆长，己国皆短，则生其卑屈心，皆于爱国心大有妨碍者也……惟各举其有无长短，以相比较，徐言其当改革者，则人人皆有自保以求胜人之意，爱国之心，油然日生，和蔼亲洽，不抗不屈，而团力自然能结，国事自然能举矣。
　　这实际是间接回复杨度前次的质疑，嘉纳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内部一盘散沙，其根源在于爱国心浅薄。对于自己国家，既不应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大，而应在发扬本民族历史文化优势基础上，团结奋发，相互砥砺，未来才能进步发展，这正是教育者最应关注的问题。对此，杨度再次质疑，认为中国的问题并不如道理上所谈那么简单，权力掌握在道德败坏的人手里，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就没有前途。
　　嘉纳表示另约时间对话。10月30日、11月5日晚，嘉纳先后两次约杨度等中国留学生到自己家中，就前面提到的问题展开讨论。
　　这两次对话，是以双方相互答问的方式进行的，内容涉及当时中国内政、外交等方面及世界各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嘉纳谈话的主旨仍在于要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素质，而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养成国民精神。他结合自己在中国考察观感，认为中国民众普遍缺少的是“公德”心，“凡教育之要旨，在养成国民之公德，故虽不可服从于强力，而不可不服从于公理。能服从公理而不服从强力者，其教育必为无弊”。“设使人人谋利己而不谋利群，必见公众之不保，而个人何有焉？故论事实，则必以公众相保因而人人获利为目的；论教育，则必以一人舍身而使一群获利为目的。此之谓公德。”他认为，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官员腐败，抑或商贾欺诈，都源于“无公德之教育，故有此不成人格之种类”。解决的办法，惟有通过精神教育“移其根性”。
　　杨度认同嘉纳所言，但他强调这种国民劣性，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隶性”使然。他说:“损人利己。为吾国今日社会之积习。先生所论公德之教育，实为对症进药。然此等根性从何而来？实亦其奴隶根性之幻象使然也。”由此，对话双方达成一致，认为公德教育应作为中国教育的“最大主义”，惟此，方可以振奋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