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就在学习日本发展模式。我国也积极借鉴日本经验，取得经济快速成长。但在学习日本经验时，人们忽略了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好做法。甚至，日本也在改革中将那些好东西扫进历史垃圾箱，而面临“社会差距”新难题。日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或可成为我们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面镜子。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为何日本政府不惜丢失“公正”，也要维护“平均”？邱炯/漫画[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杀富济贫”为减压

    从经济发展史看，大凡经济快速增长，总会产生社会扭曲，形成执政压力，一旦失控，难免“车毁人亡”。

    日本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不惜丢失“公正”，也要维护“平均”。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对高生产率企业、高收入群体及快速发展的核心城市，提高税率，然后将税收再分配给偏远地区，补贴给低生产率的农业、落后的服务产业等。这也曾被称为“向后看的杀富济贫”。

    从结果看，当时的日本正是用这套政策，完成了“社会再分配体制”建设。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转移”、所得税的源泉征收、累进递增，实现了举国一致的“中流社会”，极大地减轻了社会扭曲带来的执政压力。

    从收入差距上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总体看，国家公务员与企业职员的工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员工的工资相差无几；从城乡差别看，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比城里人少；从地区差别看，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与偏远的九州、四国、北海道等几乎没有差别。

　　企业稳定则社会稳定

    日本的“中流社会”，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最小化，还表现为国民社会地位的均等化，道德、行为准则的一致化，以及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和系统化。

    在企业经营上，战后日本企业通过实行内部晋升、终身雇佣以及年功序列等制度，形成了“不用物质刺激的激励机制”。在日本，“终身雇佣”并不是企业的承诺，而是一种“默契”。正是这种默契，给员工发出了明确信号：只要勤奋、奉献，就可长期被聘用。“论资排辈”（年功序列）更以员工表现为前提。同时，在职务晋升上，这种“年功”又是绝对的参考指标。爱岗、勤奋、工作成绩和对企业的奉献精神、归属感，取代了“金钱激励”。

    员工对企业的归属与奉献，是以“企业的存在”为前提的。企业破产与被收购，显然无法保证员工的自觉奉献。企业的存续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自上世纪60年代，为应对“资本市场开放”，避免企业并购，日本政府推动企业确立了“相互持股制度”，即银行、企业、商社相互持股，共保利益。同时，企业的单股定价高不可攀，个人无法炒股，衍生了国民高储蓄率。而大藏省对银行的保护制度又给国民储蓄吃了定心丸。高就业、低失业与高储蓄，形成了“中流社会”的基本骨架。

    特别强调“社会公平”

    稳定农村、尊重农民，维护社会基础，是日本“中流社会”的另一条经验。尽管日本的农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日本政府对农民利益和地位的保护毫不含糊，坚决抵制牺牲农业，换取经济高速增长。战后，日本经过农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针对经济高速增长，又实行了严厉的土地征用管制，从未搞过“农民大迁徙”，相反，鼓励农民根植于土地，将农业植被看作国土保全、维护环境的手段。

    农村的自然景观、山涧的原始状态，与农民自由而有序的活动，形成了农村稳定、繁荣的新气象。日本政府还通过高关税，如大米进口关税高达700%多，有效保护农业。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金融公司，给农民提供账户，使农民有金融保证。“农民”成为“受尊敬的职业”。

    甚至轨道公共交通系统，都扮演了“社会公平”角色。战后，日本没有借鉴美国城市发展模式，而是积极发展铁路系统。国民一致，没有特权；局长通勤坐电车，一点都不新鲜。由此形成了“自然的公平，天然的和谐”和浓郁的“集体意识”。

    小泉改革的败笔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中流社会”是日本维护经济速度与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但自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的变化，美欧不容日本经济世界第一，使日本面对全球大竞争压力。过去那种“杀富济贫”、“向后看齐”的制度，无法保证日本的全球竞争力。

    因此小泉上台后，依据美国模式，推行企业制度、金融制度以及行政、财政全面改革。但引起了中小企业破产风潮，也导致“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治理方式变调，正式员工急剧削减、派遣工、小时工比例上升，既不学习，也不工作的“自由人”随处可见；“大学毕业便待业”已司空见惯。

    而2004年，日本又修订了养老金制度，规定到2017年，企业养老金保险费率由现行的13.5%，逐年调到18.3%，个人、企业负担增加，而退休时的养老金给付额度下调，给付起始年限也从60岁上调到65岁。人们对未来充满不安。特别是央行的超低利率政策，让百姓存款利息打折扣，财富缩水，社会差距拉大。

    这给后继者安倍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如今，在行政、财政及社保制度全面改革下，安倍处于两难境地：若不提高消费税率，财政窟窿难补；而提高消费税率，又担心打击消费，拖累经济，动摇政权。

    安倍目前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以及如何较好地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不易。但从日本的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特定时期，对于社会公平的强调，也不必然会造成经济的停滞。这或许是现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反过头来需要思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