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把日本的政治言论划分为‘左’‘中’‘右’，这些方便的划分，往往遮断了继续讨论的可能性。对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在某种情况下的确有用，但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精确的研究时，则需要严格定义。”

    通往热海的列车中，异样寂静。遥望窗外太平洋面，雨雾朦胧。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访赵朴初先生，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虽一衣带水，却隔千层雾。”而眼前太平洋上的雨雾，与中国对日研究的迷思，不无相似。

    研究日本，虽非笔者专业，但客居日本十数年间，深感中国对日了解，问题多多。而基本问题有三点，即对日本人、日本社会行为的观察不足；其次，中日高层高质量交往不足；另外，对日本人所著书籍的了解也不够。

    数十年来，我们观察日本，总是缺乏一种坚实确定的理论，政策性评论居多。或者，干脆把日本问题大而化之，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次要因素。

    中国对日本的观察与研究，需要方法上的创新。中国驻日记者，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种横向比较的视野。

    例如，报道日本的记者，最好也要有中国国内以及欧美等国工作经验，这样，对日本的观察，就会增加主体性并获得比较视野。对于研究日本的学者，坚实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训练、社会调查的训练很重要。

    在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代，不论是作为亚洲革命乃至意识形态的同志或曾经的敌手，中日之间都是深刻了解对方的。而尽管现今中日之间互访人数已达历史最高水平，但真正有质量的相互交往却仍有待提高。

    我们无法强求中日高层还有廖承志、孙平化那样的知日家，但是，我们现在有意识地去朝这方面努力也为时不晚。

    关于第三点也很重要。百余年间，中国两次大规模留日运动，都未将研究日本作为主要课题。

    清末那次，我们那些学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通过日本学西方。当时，鲁迅、李大钊以及宋教仁等人，在日本大学读的多是欧文书籍，或是日本翻译的欧洲文献。而改革后的留日潮，来的学子主要目的则是为掌握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法，理科为主。这些都没有为中国理解日本打下基础。

    笔者觉得，中国应该了解日本主流精英究竟在想什么。假如我们连美国对日本的了解都不如，我们怎么能搞好中日关系呢？

    因此，读日本历史，读他们的精英如何阐述自己的想法，翻译出几百本书来，供中国学者学子阅读，应该是一种简捷的方法。

    我们把日本研究的目标放在什么基础上，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假如我们是为了防止战争，那么我们必须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与扩大化的原因，研究为什么日本国内政治与国际力量缺乏制止这种发展的机制。为此，我们今天应建立何种机制才能保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应对日本研究的课题进行省思。例如，关于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我们是否应该考察一下这些言论究竟在日本有什么影响，代表人物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才有那种言论。

    对日本政治的理解，需要综合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例如，我们对日本政治的研究，如果仅仅研究其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我们就无法发现其社会问题。

    但是，假如我们对其政治过程、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民主框架之外，对少数意见缺乏尊重的倾向很严重。自民党占优势的国会就呈现出这个问题。而最危险的是，这种“大势顺应主义”(加藤周一语)，在社会出现问题时，曾经的多数无法重新选择曾经的少数。

    最近，中日政府提倡两国学者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现在，两国学者已经过两轮的交流。据说，在两国主流学者中，对“日本曾经侵略中国”这一史实并无异议。假如这个信息准确，那么我们对此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应该怎样去分析研究这些言论，我们是否还要把这些言论放在一个更为具体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之中，对其进行长期全面考察。

    我们习惯把日本的政治言论划分为“左”“中”“右”，这些方便的划分，往往遮断了继续讨论的可能性。对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在某种情况下的确有用，但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精确的研究时，则需要严格定义。此外，把人分成几类，也容易造成先入观，妨碍我们与其交往乃至观察。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自己，是以什么为参照去观察日本社会的。这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天翻地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观察问题，是否还应有其他更加实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