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8日）下午1点多，我穿上深色中山装，前往日本皇宫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离开皇宫时，我一上车，司机就告诉我，车前的五星红旗已经挂好，迎风飘扬了。”在回忆录中，中国驻日本前大使杨振亚对当年赴任的那一幕记忆犹新。

    如今，年近八旬的杨振亚依然在为中日友好事业奔忙。不久前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马上又要去日本了。中国总理时隔7年即将再访东瀛，又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这是两国的大事，对实现世代友好很有意义。”

    老一辈友人众多

    因为亲历战争，所以认识客观

    对于自己担任大使期间的成绩，杨振亚不愿多谈，而是表示“还有许多人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其实，在将近5年的任期中，杨振亚为促成两国政府首脑互访、日本天皇首次访华等作出了重大贡献。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还授予他勋一等瑞宝章，以表彰其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

    杨振亚认为，近年来，中日关系处于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低谷，责任在于日本个别政要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十几年前，中日关系与现在有很大的反差，因为当时日本许多政治家和民众亲身经历了战争，对那段历史有着更客观的认识，都真心愿意推动中日友好事业。

    杨振亚多次提到，在自己担任大使期间，时任日本外相宇野宗佑就对中国很友好，曾明确表示中日间的战争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宇野因参军在朝鲜北部被俘，由苏军押送西伯利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宇野回国后一直讲，从情况对比中，他深感中国人民胸怀宽广，战后以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友好善待日本战俘和战犯，令人感动。

    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在送给杨振亚的相册上亲笔题字———日中友好是世界和平，比杨振亚大23岁的福田在署名时还谦虚地加了个“弟”字。福田还经常说，自己学过汉语，读过四书五经，其名字“纠夫”二字就是爷爷取自诗经的“赳赳武夫、公侯干成”。

    日本前外相园田直则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当作自己政治生涯中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来看待。在前往北京缔结条约前，园田曾表示，如果没能缔约，自己也许不再去见首相。

    杨振亚表示，在自己任驻日大使期间，这样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还有很多，首相竹下登、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斋藤英四郎、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樱内义雄……数不胜数。

    青年时友谊可贵

    中日世代友好，重在后继有人

    由于曾长期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从事青年外事工作，杨振亚早年同日本青年交往较多，结识了不少朋友。

    据杨振亚回忆，在自己担任大使期间，经常与那些年轻时结交的日本朋友在各种场合会见，虽然各有不同经历，且已头生华发，但大家对青年时期美好友谊的回忆，仍令人倍感亲切，成为互相今后更好地开展中日友好活动的动力。

    杨振亚在回忆文章中说，1988年6月，自己到日本不久，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铃木重郎就前往使馆相见。铃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到今天，已经34年了。这期间，没想到日中关系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自从1954年辗转前往中国访问之后，铃木重郎就一直从事发展日中友好的工作，为开拓中日间青年友好交往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1956年，杨振亚还曾陪同日本青协访问团走访中国各地。据他回忆，日本代表团成员通过实地走访，感觉到中国与西方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同中国各界青年友好联欢、亲切交谈，不仅增进了相互了解，而且很快成为好朋友，告别时出现不少热泪盈眶、相约再会的动人场面。大家纷纷表示中日两国必须友好，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两国青年要为发展友好往来和实现中日友好而共同努力。

    在担任大使期间，那些青年时期的朋友还经常与杨振亚一起回忆三十多年前的愉快接触。时任日青协会长辻一彦就强调，自从他同中国朋友接触和访问中国后，就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即要为和平、日中友好、日本国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而奋斗。

    而1956年访华的日青协代表团副团长今井正敏后来也多次对杨振亚说，那次访华后，自己就对中国人民抱有深厚友好的感情，很想为日中友好做点事情。

    类似的情况，杨振亚在大使任内还碰到了许多许多。由此他深深感到，在今天新的形势下，加强对日本年轻一代的工作，努力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是多么重要。

    “这可是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第一次”

    15年前,明仁踏上中国国土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天皇裕仁曾几次在会见访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时，对过去两国间的一段不幸历史表示反省之意，并流露出想访华的心愿。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

    等到杨振亚赴任时，裕仁的身体状况已经不佳，由明仁皇太子代行天皇职责。次年1月，裕仁逝世，明仁即位。明仁与侵略战争没有瓜葛，且由于战后受到和平和民主思想影响，较为开明。在还是皇太子时，明仁曾向中国首任驻日本大使陈楚表示：在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做了非常有愧的事情，希望两国永远友好下去。

    因此，杨振亚认为，明仁的即位，为解决日本天皇访华的悬案，提供了新的机遇。促成明仁天皇访华就成了他任内要实现的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不过，杨振亚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天皇地位变化以及此事牵动的两国国民情感等诸多复杂因素,天皇访华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例如，当年在日本接受采访时，杨振亚曾表示，如果天皇访华时，对过去两国间一段不幸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必将会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但这却被一些国外媒体炒作为“中国把在历史问题上谢罪作为天皇访华的前提条件”。日本内部对天皇访华的阻力陡然增大。

    对此，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们和中方一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时任首相宫泽喜一就曾私下对杨振亚说：“还需要些时间，请相信我一定会克服阻力，尽早作出决定。”时任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也很积极，甚至因此在回国时遭到右翼势力的骚扰和恐吓。

    随着宫泽首相加大工作力度，在中国使馆的配合下，日本舆论中“赞成（天皇访华）论”开始占上风。福田纠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几位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等人都公开表示理解和赞成。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8月25日下午，一右翼分子驾车在首相官邸前引爆起火，企图制造事端，宫泽首相仍作出同意天皇访华的正式决定。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在这一年的10月，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中日长达两千年的交往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新中国首个访日民间代表团

    从“中共代表团”变成“和平使者”

    杨振亚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是1954年。当时，他参加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访问日本的民间代表团。

    据杨振亚回忆，当时，尽管中日间政治关系对立，但从代表团抵日的第一天起，就受到日本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他们手持五星红旗，高唱《东京—北京》歌曲，出现在代表团所到之处。

    在大阪、京都等地，还举行了上万人的群众集会，充分表达了要求和平、中日友好、永不再战的强烈愿望。

    为防止敌对势力破坏，年轻的日本朋友还同爱国华侨一起自发组织起来，昼夜轮流值班，保卫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杨振亚说，当时中日间缺乏了解，日本媒体一开始都称他们为“中共代表团”，担心代表团会否宣传革命斗争。但“我们始终强调和平和中日交好，后来媒体也称我们为‘和平的使者’、‘友好的使者’”。

    杨振亚深切感到，中日友好在日本是深得人心、拥有深厚群众基础和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中日人民的友好力量必将冲破人为阻力，汇成历史洪流。杨振亚表示，那次访问增强了自己从事对日工作的极大信心。

    在那之后，杨振亚又多次访问日本，并最终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见证了战后中日实现友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