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国号的由来，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日本国号为中国唐朝所赐。例如，近来一篇题为《一位日本遣唐使的石头记——陕西发现的井真成墓志开启中日交往史千年之门，日本朝野为之震动》的报道称，井真成墓志“除了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为中国所赐，还表达了当时的唐朝天子对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个人情谊。”那么，“日本”国号真的是由中国唐朝所赐的吗？这值得我们从中日两国的文献典籍中去作一番梳理。

　　7世纪初，国力的增长使得当时倭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改变；7世纪中期，“倭国自恶其名不雅”，“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

　　我国正史中关于“倭国”、“日本”(包括“倭”、“倭人”、“日本国”)的记载，《旧唐书》之前的史书均以“倭”来指称日本的；《旧唐书》中“倭国”、“日本”两项并列；而《新唐书》及其之后的史书，多以“日本”来称呼现在的日本的。所以，考察日本国名的“由倭到日本”可以先把着眼点放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

　　《旧唐书·东夷传》“倭国条”载，倭国是“古倭奴国”，而其“日本条”则载:日本乃“倭国之别种也”。就是说，倭国是由古代的倭奴国而来，日本国是倭国的“别种”。《旧唐书》虽未提及“倭国改称日本”之事，但在《旧唐书》“日本条”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的记载:“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对此，《新唐书》有更为详尽的记载:“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

　　对比《旧唐书》和《新唐书》上的记载可以发现，倭国改“倭”称“日本”，是因为倭国认为“倭”这个名称“不雅”，“恶倭名”；之所以改称为日本，是因为“其国在日边”，“国近日所出”。那么，倭国为什么觉得“倭”这个名称“不雅”呢？

　　关于“倭”字，《诗经·小雅·四牡》中有“四牡騑騑，周道倭迟”的句子。《毛诗正义》将“倭迟”释作“历远之貌”。《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倭”字:“顺兒，从人，委声”。“顺”在这里有“顺从”的意思。据此，笔者以为，“倭”在古代本有绵延曲折之意，后引申出顺从之意。东汉光武帝赐给倭王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可能就同时表达了东汉朝廷对倭方所寄托的“感其远道而来”且“冀其臣服”的意思。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中国和倭国总体上讲是册封与被册封关系。《宋书》上记载，倭王讚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中国朝廷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隋书·东夷传》“倭国条”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唐高宗时，倭国还与当时中国朝廷发生战事。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经过了一段历程

　　其实，“日本”国名最初是作对外使用的，对内仍用“倭”这一称谓。而且，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白江战役倭国惨败后，最迟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战役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所灭之后，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关于《善邻国宝记》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有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内有意篡改了公元671年唐朝国书中“倭王”的称谓。笔者认同这种观点，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唐朝国书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作者注)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可能与白江战役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对内仍称“倭”)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可能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朝廷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由于当时是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载。

　　要之，是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才改称日本，作对外使用的国号，且这一更号是逐渐才获得唐朝的承认的。故而，不能说日本国号是中国唐朝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