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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日本主导地区金融秩序的愿望可能落空
当前，金融危机纵深发展，各国相继出台紧急措施，积极冲销危机风险。而日本政府近日却推迟了第二次补充预算的审议，使原定综合经济对策的规模和时效打折，导致政府支持率急剧下滑，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备受怀疑。
自身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有限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受美国金融冲击最轻，不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现象，相反，获得了在全球进行抄底收购的机会。一时间，日本金融模式令世人刮目相看，日本国内甚至有人主张要争做东亚地区金融秩序的领袖。
但是，进入11 月，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传导，世界市场萎缩，严重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率先步入衰退。其直接表现是企业利润大幅下滑，股市楼市并行下跌，银行不良债权余烬复燃。尤其是，日本的财政、金融政策操作空间狭窄，税制改革又受政治乱局牵制，应对危机力不从心。
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曾进行了近10年的经济改革。特别是1996年桥本政府提出了震惊内外的“六大改革”，推动日本经济社会全面变革。小泉上台后，更是高举“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大旗，推行所谓“不留死角的改革”。但日本经济改革仅完成了对大企业、大金融机构的松绑，以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培育日本经济对外扩张的主要选手。但对中小企业、地方银行，以及国内建筑、流通、农业、公共服务等低生产率部门，日本依然实行“包办式保护”，致使改革出现结构性扭曲，应对危机能力脆弱。
尤其是，地方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未能完善股本结构，自有资本仍然主要靠股票收益支撑。一旦股市下滑，银行持有的股票价值缩水，自有资本折损。据日本《钻石周刊》报道，10 月中旬日经指数一度跌近 7000点大关时，50家地方银行中有32家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划破 8%；即使日经指数恢复到8000点时，仍有29家地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 8%。这意味着地方银行的资本结构不健全，暴露了经营体制风险。
而另一方面，地方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为中小企业和中小建筑商等内需型企业。而面对危机，中小企业等内需型大批倒闭，楼市下滑，银行不良债权急剧上升，日本金融系统亮起黄灯。
地区战略难以树立政治感召力
不能忽视的是，日本的地区战略难以树立地区政治感召力，无法支撑其“领导亚洲”共对危机。近年来，日本虽在地区合作中取得了积极成果，如截至2008年初，与区内外签订了8个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与东盟签署了建设自贸区协定，圈定了“海洋地缘战略圈”要塞，并开始向澳新印、中东等扩展范围，向签约方推广日本的产业、技术标准、金融交易规则，以及会计标准等，充实地区合作内涵，构建事实上的东亚共同体。但日本的地区战略过度强调借助亚洲增强其全球竞争力，忽视与各国一道追求共同利益，缺乏共赢理念，很难树立“政治感召力”。
另一方面，从日本与发达国家关系上看，面对金融危机，日本大型金融机构和大企业，积极展开对外并购，在全球范围内抢点扩张，与美欧矛盾加深。在国际政策协调上，日本的政策多观望，少协调，对策出台每每迟滞，常引起美欧不满。在华盛顿峰会前，麻生政府甚至要求布什同意日本以八国峰会主席国身份主办首届G20金融峰会，主导国际金融秩序，遭到美欧联手抵制，又埋下了日美欧深层矛盾。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改革，日本片面强调自己提供“融资”，即贷款并获取利息，而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资”，但不一定给予相应权力，借此消耗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抑制其竞争力。
而在最近召开的第十四次联合国气候变动框架公约签约国大会（COP14）上，日本单方面要求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承诺履行减排义务，而拒绝发展中国家普遍提出的“开放环保技术、促进技术减排”要求，以使双方技术差距固定化，确保其技术垄断地位。在关乎人类共同生存空间的气候问题上，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对立。
事实上，面对金融危机，加大环保投入，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已成为美欧危机对策的主要内容。而日本不仅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环保经济对策，却在气候、环保问题上，过分强调眼前利益，不惜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正面交锋，毫不让步，不可避免地将在未来的环境市场竞争中丢失主动。由此，其主导地区金融秩序的愿望，也不可避免地因其缺乏政治感召力而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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