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日本工薪族面临“过劳”生存压力，今天的北上广感同身受

曾以一本《邓小平时代》被中国读者广泛认知的傅高义，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之称。1963年发表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的成名之作，作者根据其在东京M町的田野调查，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盼望孩子闯过重重考试、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种种描述生动而微妙，文化相近的中国读者更能感同身受。

新中产阶级成为“光明新生活”标杆后，对重塑社会的贡献何在?解读邻国经验，应对转型阵痛。第一财经节选《日本新中产阶级》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M町的工薪族大多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他们对公司尽心尽力，参与同事间的社交和娱乐活动。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一度被认为必要且难免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今却被批过度—过于繁重、过于局限、过于严格。M町的家庭尤为担忧工作压力的威胁，如报纸文章里报道的“过劳死”。虽然繁重工作致人死亡事件的新闻价值在于其十分罕见，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到，M町的工薪族每日例行工作、通勤十二至十五小时，他们的身心承受着何等压力。一位M町的居民指出，富国生命保险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五百名受访员工之中，百分之七十的员工称有压力，百分之四十四的员工称长期感到疲劳，而被问及是否惧怕过劳死之时，百分之四十三的员工明确做肯定回答。

在某些方面，工薪族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变得稍许轻松。一九五九年以来，M町工薪族的通勤时间已经减半。尽管每日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但周工作日和年工作日都减少了。大部分工薪族现在每周工作五天半，一些机构响应政府号召将每周的工作日缩短为五天。休假时间由每年数日增至两三周，还有总计近三周的国家法定假日(春季的黄金周、夏季的盂兰盆节和冬季的新年)。M町的店主和商人也比照工薪族的放假模式并日益尊重个体的私人生活;现在，人们确信自己不会在假期被叫回去工作。许多大公司为员工提供网球场等娱乐设施，安排员工及其家人度假。法定退休年龄从五十五岁延迟至六十岁，退休压力从而得以缓解，一些男性退休后还从事第二份工作。

然而，过劳的忧虑仍然存在。M町的一些男性热衷谈论办公室附近球场的周三网球赛或在回家途中与同事酌酒放松，另一些男性则抱怨没有时间享乐轻松。后者指出，他们加班频繁，深夜、周末甚至假期都在工作。许多员工不能休满假期。周末或假期往往要加班参加公司活动或在高尔夫球场商谈业务。有些男性觉得公司的娱乐活动与工作一样有压力，因为他们迫于强制(基于群体成员间的不成文规则)而不得不与整日都能见到的人交往。

随着生活的富裕，人们敢于质疑如此辛苦工作是否必要。他们日益意识到所付出的心理代价。M町有少数居民公开埋怨，为了满足工作和群体生活需要，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选择和爱好。一位供职名企的男性抱怨自己在大公司里经受的乏味、沉闷和无力。多年来他逐步调整工作，尽量少加班并将聪明才智用于喜好的国际象棋比赛。年轻时他常常因为不能做想做的工作而苦恼，某天剃了个极短的发型回家，令妻子大吃一惊。他恼火地说，老板可以裁人(“首を切る”，字面有“斩首”之意，但通常指“解雇”)，而自己却只能剪头。

另一位男性工薪族精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单身赴任，顶着压力从事一项尤其困难的工作，结果患上神经官能症，两年不能工作，即使回到家里也未能康复。几年以后，他仍为同一家企业工作，如常履行职责，却称工作及其相关事物毫无乐趣，盼望早日退休返乡。虽然终身雇佣制度在他生病时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令他身陷并非心仪的工作，无法改变，亦无力逃离。

尽管抱负受挫或同事关系紧张是任何职场里不满的根源，但关于这些问题引人注目的是，M町工薪族更换工作或出于个人需要调整工作时面临的困难。个人必须不惜心理代价进行调适。

人们也许日益意识到这种伴随富裕而来的压力，故而逐渐放松了中途更换工作的限制。M町的居民不再动辄将调换工作判为不忠。无力或无心工薪族生活方式的人们对于冒险另寻他途的顾虑有所减轻。一位M町工薪族的儿子按照父母期望，一直读到以把许多毕业生送入东京大学而闻名的一所重点高中，却突然拒绝参加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儿子决意不过精英工薪族的制式化生活。父母那代人无比渴望保障，见到儿子屡屡更换工作，他们不禁忧心儿子的将来;然而，如同其他许多战后的一代，儿子明白，自己可以依凭父母的积蓄以及在不断扩大的就业市场中发掘自身的创新才能。最终，他在传媒行业稳定下来。

M町的一些主妇谈及工薪族生活狭隘，少有机会追求兴趣爱好有些丈夫被妻子戏称为“工作狂”，因为他们除了工作一无所想。退休后无所事事待在家里看电视的工薪族，被妻子语带幽默却愈加嘲讽地唤做“大号废物”!

M町的家庭日益意识到工薪族父亲长期不在对家庭的负面影响。许多孩子只能在周日见到父亲，其时父亲可能会下决心带全家去趟购物中心，但往往都疲惫得什么都不做，只是睡觉或看电视。此外，父亲被公司派往其他城市或国外时，为了让孩子继续学业，家人也许不能随其赴任。

M町有些家庭经历过这种家人分离的单身赴任，人们在报纸上都读过相关报道。父亲的缺席加深了母子间的亲密度，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父亲常受排斥，被妻儿待为宾客或者外人。报纸讲述了“惧怕回家”的故事：在妻儿主宰的小公寓里，父亲有不受待见、不得其所之感，故而对回家心存畏惧。M町的母亲担心父子间缺乏交流乃至亲情，往往希望父亲更多参与孩子的成长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