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学者分析：日本在中东新秩序中何去何从？

参考消息网6月23日报道日本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池内惠近日在日本《呼声》月刊6月号上发表文章称，对日本来说，中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来源，日本必须厘清该地区多样且性质各异的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变幻莫测的均势，看准自己的位置随机应变。文章编译如下：

当人们观察当下的中东局势时，或许可以沿着三条时间线进行。

第一条时间线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在以1916年英法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为代表的现代国际秩序建立的同时，西亚北非地区以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为单位开启的重组进程持续了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由此诞生了人们今天所知的“中东”。

随着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从中东、北非到中亚一线强行组建起的众多民族国家如今纷纷呈现出衰落态势。这些虚弱的中东国家内部产生了宗派、部族，以及由那些没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所聚拢起来的非国家主体纷纷崛起并相互争斗。

中东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但中东各国的“现代化”事实上只有区区百年历史。对这种现代化的不充分进行重新探讨，或者干脆说是彻底清算正在当地以激进的方式展开。

第二个时间线是2001年“9·11”袭击后至今的18年“反恐战争”时期。“9·11”事件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对美国主导的后冷战世界秩序的最有力挑战。美国对此反应强烈，将与之对决置于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位置，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铺开。

日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是在不得不参与美国政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么做的意义在于，如果对冷战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无动于衷，那么日本即使作为美国的盟国也将不可能被纳入其外交和安全战略，这种选择不应当被批评为“对美从属”。无需多言，美国的“反恐战争”带给了中东、北非甚至是相邻的南亚和东非最为直接的影响。2001年以后的中东既是挑战世界秩序的震源地，也是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主要打击对象，也因为这个原因获得了高度关注，吸引了大量政治和外交“资源”源源不断流入该地区。

但是美国的民意却是尽快了结“反恐战争”，无论是奥巴马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都很明确。对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领土的“伊斯兰国”的讨伐并不意味着能够终结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反恐战争”并未在实质上结束，但是美国国内对于长期且大规模介入中东冲突的支持已经到了很难再继续的阶段。

“反恐战争”被作为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议题确实给中东带来了诸如伊拉克战争这种灾祸，但这也是一个罕见的时代：中东政策被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最优先课题，中东地区被给予最高关注度，那些如美国所愿对其给予配合的势力得到相当离谱的丰厚援助，亲美政府更是受到超规格关照。但是，这样的时光就要到头了。

一直以来，不管结果好坏，美国对中东只管大举投入资金和人力，但在即将迎来“后反恐战争”时代的今天，这些投入都将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谁将填补实力真空、主导地区局势的发展？又能否给本地区带来稳定与和平？

第三个时间线是2011年中东动荡以来的这八年。如果要问中东的“今天”始于何时，恐怕所有人都会众口一词地说2011年。在此前后，中东的政治和社会前提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中东的域内和国际局势都是基于此后条件展开的。提前把握好这些条件，对于观察和参与当下的中东事务来说不可或缺。

2011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决定性变化？人们可以从中东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方面加以观察。国内政治方面，虽然在2011年就被热烈讨论过，但在今天仍然值得再次确认，那就是媒体技术的变化和普及所带来的信息空间的变化。

中东各国的国内政治在2011年之前可以概括为“停滞且稳定”（除去被美国动用武力推翻政权的伊拉克）。随着政治活动的升温，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裂痕在变得愈发明显。这种矛盾因为选举变得尖锐和固化，导致陷入两难境地或爆发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多。陷入内战的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是宗派、部族、民族矛盾引发社会分裂的典型代表。而进行了选举尝试的埃及等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政治分裂与明显的极化。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立双方最终的结局多是一方倒向军队，一方倒向宗教。在由强烈的个人主张、血缘、部族分割的中东社会，有望带来某种秩序的军队成为一极。另一方面，由人们的信仰、期望、强烈的伦理观念和目的性支撑起来的，且能够实施有组织地动员的宗教理念成为另一极。双方由于意识形态和阶层差异难以相互包容，持续争斗。这不仅是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主要对立结构，也是中东地区国际政治中划分主要阵营的要素。

由此分析，卡塔尔和土耳其两国与沙特和阿联酋两国之间的对立才是中东政治的主线。

2011年动荡不仅诱发了阿拉伯各国国内政治的波动，也正波及中东的国际秩序和围绕中东的国际政治格局。首先，中东国家出现了“有国家的国家”和“没有国家的国家”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中央政府的统治无法顾及领土内部各个角落，领土范围内非国家主体坐大，比如也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另一边是维持了国家的完整和稳定，尚有余力介入周边事务的地区性大国或强国，比如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

域外超级大国和大国对于中东事务的参与热情及其相互关系也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美国的存在感下降，或者说对其今后参与度下降的预测和对于发生戏剧性变化的不安，不论是亲美还是反美阵营，都与寻求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的动向有关。不仅是一直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及总统塞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这些中东主要国家的首脑都频繁前往俄罗斯“朝拜普京”，研究或者已经决定引进俄罗斯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和苏35战机等先进装备，瓦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当前的中东政治正随着崛起中的多个地区大国或强国、域外大国各自推出的倡议和其相互之间平衡关系的变化而展开。崛起中的主要大国指的是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问题在于阿拉伯国家中还找不到能够与之抗衡的角色。曾经的地区大国埃及已经不复往日风采，大规模游行导致的政权垮台使其丧失了在中东地区的政治领导力。塞西政府眼下为了维持该国非洲部分的稳定而刻意与中东乱局保持距离的做法具有合理性，但从实现中东稳定的角度出发，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伊拉克自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或者说从海湾战争以来就已经丧失了地区大国的地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将沙特置于中东国际政治的中枢，但是沙特是否具备地区大国的实力，又能否在与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的交往中保持势均力敌，这些都不确定。

从阿拉伯世界的视角出发，沙特作为中东地区大国为了抗衡伊朗和土耳其的崛起仍然需要得到埃及的协助。但是事情进行的似乎并不如预想中顺利。随着王位从萨勒曼国王过渡到穆罕默德王储，沙特正在迎来建国以来的重大转折。沙特新一代的王子们不仅要维持以资源支撑的繁荣，或许还将打造一个政治军事大国。沙特内政上的激变与中东地区国际政治领域的激变同时发生将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日本必须厘清如此多样且性质各异的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变幻莫测的均势，看准自己的位置随机应变。日本几乎没有一项制度能够确保长期且有组织地培养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才。美国降低了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但对日本来说，中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能源来源。建立起独立的中东人才培养制度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