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撤离中国”消息下，一家日企的考量：“我们是不会撤回的那部分”

经济观察网 记者 于惠如

“你看，上午我们还在内部群讨论这个事，要搬回去是很困难的。”对于记者会不会搬回日本的提问，深圳一家日资企业高管高金将手机递到记者面前，翻看了公司内部对该消息的讨论。

4月10日，“日本政府将出资资助日企把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回日本本土”的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高金所在的日企自1995年在深圳建厂，但这家“资深”日企的高管并不认为这个消息跟自己的企业有多大的关系。他们在群里讨论的结论是：“听他们吹吹水。”

“我们是不会撤回日本的那部分（企业）。”高金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说。

搬不回日本的工厂

高金供职的日资企业位于深圳的西北部，从深圳南山中心区出发，公共交通1个半小时内便可抵达。这家日企的厂区门口，红色横幅非常亮眼——2月2日开始大量招聘男女普工。

记者到达工厂时，正值工人到休息时间，穿着蓝色工服的工人走出厂房，在休闲区抽烟、聊天。“我们每隔两个小时就有15分钟的抽烟时间，日企还是挺人性化的。”高金介绍，受疫情影响，无关人员不能进入公司，最近与客户见面都去附近的咖啡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来一补”成为深圳最流行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依靠着这样的产业模式，深圳每年GDP的平均增速高达35%。高金所在的日企属于较早一批在宝安建厂的“三来一补”企业。经过25年的发展，这家日企的代工业务仍占大头，占总业务的60%。也在几次转型中成长为开关内部件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

2000年以后，这家日企相继在上海、无锡开设分公司。“虽然是日企，但我们业务的重头是在深圳的，占了整个业务的80%。”高金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随着业务扩张的需要，公司已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新建了厂区。

“日本政府虽然对企业回撤有资金支持，但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说，那些钱微不足道。我们的东西是贴近中国市场在做，是否回撤是一种市场行为，需要评估市场等一系列的问题，是很困难的决定。”高金说。

经过25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过去在中国生产向世界销售，转变为在中国生产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为主。高金告诉记者，这样的公司撤回日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而在公司内部，人员等问题也是他们很看重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员工中有一大批是工龄在10年以上的，工厂搬迁涉及的人员流动这种隐性成本是非常高的，企业必须要考虑到这部分变动可能对企业带来的伤害。”高金说。

在高金看来，虽然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丧失，但供应链网络优势依然强大。去年，这家日企在江门花钱置地，已将一部分业务转移至江门。

可能收不回的货款

“现在我们考虑更多的不是搬不搬回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也有很多不确定性问题需要优先考虑，比如能不能收到货款的问题。”高金对记者说。

受疫情影响，公司1、2月份业务基本停滞。作为公司内部市场负责人，高金最近都在忙着催货款。“我这个月（4月）收的是去年12月的货款，下个月能不能收到货款绝对是个大问题。”

受疫情影响，高金所在的日企复工比往年晚了10天，刚复工时到岗的人数只有平时的30%，“那个招聘横幅是我们在复工前挂上去的。”

复工初期，由于员工不到位再加上招聘困难，高金所在的日企打算转移订单，将设备运往公司马来西亚工厂。但该计划还未执行，便收到马拉西亚工厂必须停工两周的消息。公司便将上述计划对调，将马来西亚的订单转移到深圳工厂。

“最新的消息是，马来西亚的停产时间要延长到4月28好。接受了他们的订单后，我们生产线上是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的，也不愁工人没活干。”高金说，即使这样，焦虑的情绪仍然在他心里蔓延。“我们生产的内部开关件的在市场上的流通时间是6个月，比如你今天下单，6个月以后才开始使用。1、2、3月份销售额加起来才能比上之前一个月的销售额，4、5月份因为马来西亚转移过来的订单，情况好一点，但之后的情况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从公司的客户结构看，依赖大客户的问题明显 ，一旦大客户中有一家付不出货款，对公司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

“以前无非就是订单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现在天天害怕客户跑路。像小米这样的大客户，它如果两个月不付货款给我，我江门新建的厂就要倒了。”高金说。

虽然招聘横幅一直没有取下来，生产线目前仍然缺100人左右，但招聘工作却不敢大规模推进。“万一5月份开始危机爆发了怎么办？市场的整体情况不明朗啊。”高金介绍，从上个月开始，公司内部出了通知，要求办公室人员轮流支援生产线。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高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