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数字，从2002年1月日本经济达到谷底算起，到今年8月为止，景气扩张时间已经进入第43个月，超过了从1958年到1961年的“岩户景气”。然而有统计表明，与10年前相比，日本的“贫困率”却增长了近一倍。那么，所谓已经好转的经济形势到底给谁带来了好处？这个问题，不但日本人关心，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同样关心。

少数大款日子好过

“景气恢复？那是大公司，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不再恶化就不错了。”大合合成树脂机械加工公司的岩渊清道总经理愤愤不平地对《日本新华侨报》说。泡沫经济破灭之前，这家公司一个厂家的月销售额就达1500万日元，但如今只有五六十万日元，因此已好几年没钱给员工发奖金了。

小公司如此，那么零售业如何呢？位于东京品川区的“万寿园茶馆”的老板娘说：“各家店铺都纷纷倒闭，还说经济形势好？我们夫妻要是能找到工作，早就关掉这不赚钱的店了。”隔壁一位叫片冈的点心店老板说：“大企业经营好转是因为它大幅度裁员。这年头日子好过的也就是一小撮大款。” 但是，日本政府的统计显示，如今的失业率正在日益下降。让人们对政府的说法感到怀疑的，不仅是上述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结果。

这家组织前不久发表了关于其成员国贫困状况的比较调查报告。调查把收入不足该国平均国民收入一半的人视为“贫困者”；把“贫困者”占国民人数的比率作为该国的“贫困串”。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的“贫困串”排名高居第三，为15.3%，与10年前相比，“贫困率”上升了近一倍。

专攻劳动经济学的京都大学教授橘木俊沼在接受《日本新华侨报》采访时指出：“贫富差别正以超出人们想像的速度在扩大。这种现状不能不令人担忧。这表明，当年那种让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成为中产阶级的所谓‘1亿总中流’的神话，已经破灭。”

平民生活质量下降

在“贫困率”上升的背后，是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即使“中流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在明显下降。在铁路公司工作的岛义今年43岁，年收入达670万日元，可以说略高于首都地区的平均收入。但是由于从今年春季开始，来自县自治体的补助被取消，小孩的医疗费全要自己负担，因此岛义一家日子越过越紧。岛义不得不把以往每晚喝的啤酒换成了价格更便宜的发泡酒。岛义夫人说：“我们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在日本有年薪高达100亿日元的人。这种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还有公平可言吗？”

在电气公司干了30年的山下，3年前才彻底退休。71岁的他如今孤身一人。今年夏天，他的小屋里温度高达37度，因为买不起空调，只能用一台小电扇解暑。由于日本的孤寡老人急剧增加，政府从去年开始削减老人的生活保障费用。山下说：“政府这是在把弱者往绝路上逼。”比山下大3岁的富山，不仅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因交不起煤气费还被“断气”了，每天只能靠250日元一盒的盒饭度日。他说如今是“熬一天算一天了”。

背后原因非常复杂

在华人读者看来，上述事情似乎是难以相信的。自改革开放后到日本的中国人，大多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打拼精神在日本立住了脚跟，许多人的生活水准已经高于一般日本人之上。因此，他们也很难相信在日本这个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会出现《日本新华侨报》采访的这些现象。

与读者一样，《日本新华侨报》同样抱着这样的疑问，同样在追寻着这样的原因。应该说，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政策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非正式员工的急剧增加等等。橘木教授认为，非正式员工的增加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产生了大量的丧失了各种社会福利待遇的工人。橘木教授还告诉《日本新华侨报》：“企业通过雇用非正式员工，节省了社会保险费，削减了劳动成本。如今，这类拿着低工资又无福利待遇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已达到日本就业者总数的1／3。这是造成日本贫困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日本政府日前宣布说，日本的完全失业率已经从2002年8月的5.5%降至4.4%（今年7月），并将其视为“结构改革的成果”。但实际上所增加的就业人口，基本上都是上述这种非正式员工。

经济评论家荻原博子在接受《日本新华侨报》采访时指出：“如今能够享受到所谓景气上升恩惠的，只有大企业和高收入者，一般的工薪阶层不仅工资没有涨，而且税金和社会保险金负担还加重了。被各公司优化组合所淘汰的那些50岁出头的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寻找条件恶劣的‘非正式员工’的工作。这种社会体制只能带来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恶果。”

《日本新华侨报》进行这样的采访，无意贬低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意引导华人读者看到日本社会深层的一个侧面，更希望华人读者在这块土地上“漂泊”时，能够有应对经济形势转变的“两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