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人们认为日本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大国。在以“发达国家俱乐部”著称的OECD国家中，日本的经济总量排名第2。而在20个典型OECD国家中，日本的人均GDP排第5位。很显然，日本属于富裕国家。但在时人均的排名上，日本在经济效率（时人均GDP）上的排名下滑到第11位。相对地看，在OECD国家中，日本已经不能算是高效率国家。对比也显示同样结果，比如瑞典，在富裕程度上远不及日本，但在效率方面，已经大大超过日本。
 
　　当国家处于高级工业化或后工业化阶段时，基于创新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通常是决定经济效率的最重要因素，此时，闲暇时间通常会“挤出”经济效率，因为此时闲暇的积极效应无法抵消闲暇的替代作用。那么日本的经济效率低于一些不如它富裕的国家（如丹麦、瑞典）可能的原因要么是日本的闲暇时间过多，要么是日本的技术要素发挥不如那些国家。经验上，日本并不是一个闲暇充裕的国家，它甚至还没有完全摘掉“工作狂”的帽子。那更可能的原因将是后者。

　　我们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分别对日本和丹麦的经济效率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丹麦的经济效率明显高于日本，但闲暇时间对两国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差异性不大，但在技术要素的发挥上，日本明显落后于丹麦。这至少表明丹麦在“干中学”和“闲中学”方面优于日本。比如，丹麦在技术创新的扩散与传播方面比日本做得更出色，和/或丹麦人所从事的闲暇活动更有利于个体素质提高和促进个体创新思维（如：北欧人的闲暇活动倾向于登山、探险、极限运动等，而日本人的闲暇活动主流仍然是单纯的观光和娱乐）。

　　因此，日本的经济效率相对不高和日本人的（人均）技术要素发挥不够充分和闲暇活动质量不够高息息相关。

　　随着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相应变化。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技术因素仍是影响国家经济效率的最主要因素，但技术因素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工作时间内的“干中学”和闲暇时间内的“闲中学”得以充分表现。

　　伴随着国家从后工业化社会进入到以追求生活质量为目的的闲暇经济社会，闲暇要素的作用会上升为重要或首要地位，闲暇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将表现为净的正向作用。另外，在各个阶段通常物质资本和受教育时间对经济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前者的作用发挥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后者通过形成人力资本影响经济效率。

　　在经济不断向闲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水平和闲暇保有量及闲暇的质量将成为经济效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也提示我们，即要重视物质发展领域的技术创新，又要保证精神文化领域的闲暇质量提升，这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全面思维。

　　纳入闲暇时间后对经济效率的考察，启示在于，经济的进展不仅是个规模问题，而且是个效率问题，经济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潜力之源。经济效率来源于工作时间内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闲暇时间内个体素质与个体禀赋的提升和改进。当经济处于重视物质积累的工业化阶段时，前者对经济效率具有决定作用；当经济处于重视人文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时，后者的作用更突出。随着我国创建和谐社会过程的深化，我们不但应该关注和研究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创新与积累，更需要与时俱进地将闲暇、时间、效率等体现发展质量和民生水平的变量纳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