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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影《东京审判》引发的思考

作者:未知  来源:人民网   更新:2006-9-13 11:39:24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谢晋、秦怡、高群书谈影视圈的“浮躁”


 
  凭处女作就想一夜暴富,凭一部小DV拍出来的短片就要周游各国电影节,追逐名利、浮躁冒进的风气,在当今影视界愈演愈烈。然而,高群书却借债500万,沉下心来,历尽磨难,拍出电影《东京审判》,并由此引发了广大观众对时下影视界“浮躁”现象的思考。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高群书和老一辈电影艺术家谢晋、秦怡等,请他们谈谈对当今影视界的看法。

  高群书:拍一部接近真相的电影

  本刊特约记者 吴勇 本刊记者 吴菁

  历尽周折,《东京审判》最终定下在9月1日,“9·18”纪念日之前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二战结束后,在东京,盟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时两年,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终于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送上绞刑架的那段历史。如今,很多想了解那段历史真相的国人走进了影院,相当一部分人看完以后直呼“震撼”。导演高群书也因此走进了观众的视野。8月29日,记者在影片首映式结束后,对这位自称是“业余导演”的中年汉子进行了专访。高群书,1966年出生,河北人,毕业于河北大学新闻系。曾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后因拍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一炮而红。2003年,他执导的《征服》被公认为年度最火爆的警匪题材剧。2006年,他的电影处女作《东京审判》获得长春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为良心,签“卖身契”拍电影

  在采访当中,高群书几次说到他为什么坚持要把《东京审判》拍完:“我不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拍这样一部电影会半途夭折,我觉得那是天大的笑话,我不想让自己和所热爱的中国电影成为这个笑话的主角。”

  《东京审判》原本由3家投资方共同投资拍摄,当时的一个制片人中途表示他拿不出几百万的资金而“人间蒸发”了,导致影片面临流产的危险。为了保证影片的顺利拍摄,也为了另外两家投资方不至于血本无归,高群书毅然从拍电视剧的合作伙伴那里借来500万元,填补了缺口。

  说到这里,高群书的神情有些自得:“我拍电视剧还没有赔过钱,因此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自然有投资方愿意投资我的电视剧。”高群书透露,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卖”给投资方:“我的投资方顿时成了‘债主’,我对他们保证,如果还不了,我就给他们拍电视剧来偿还债务。”

  谈起当今影视圈的浮躁问题,高群书显得有些激动:“现在电视剧行业最大的问题是从业人员素质差。电视圈好像特别容易助长人的浮躁,故事讲得一塌糊涂,颐指气使的人却越来越多。这几年的一些热门电视剧都是靠社会问题来取胜,但故事细节方面都不太经得起推敲。”

  为真实,沉下心来做功课

  高群书很感慨:“虽然我第一次拍电影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却这段历史,而它更是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掩盖的。这段历史被淹没太久了,很多人对其并不知情。即便我在拿到剧本时,对这段历史的印象也只有‘东京审判、梅汝璈’几个字而已。”自称 “很业余”的他还直言:“《东京审判》是以真实为主,我拍的时候不会去表现我的激愤,只是尽量接近真相。对我来说,《东京审判》的使命意义大于电影的意义。”

  高群书认为,以往提及主旋律的电影,观众的反应不是特别积极,但这种情况从《东京审判》也许能有所转变。他说:“其实我想拍这部电影,选择的是知难而进,所以也不会盲目自信,我想把故事讲好,为此做了很多功课。”

  对于自己的电影处女作,高群书反复强调:“这部电影能拍完,就是奇迹。”他所说的“奇迹”,不光是指一开始他在国家图书馆遍寻不到关于东京审判的更多史料,后来终于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找到第一手资料,还有他和他的创作团队曾经克服了重重困难。

  据高群书介绍,为了真实再现当年的激烈舌战,摄制组按原比例在北京郊区小汤山搭建了法庭场景。他犹记去年夏天,在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的摄影棚里,他和《东京审判》的工作人员挥汗如雨。一位扮演战犯的日本老演员年近八旬,上身穿着呢子军服,下身穿着短裤(镜头拍不到),就这样数小时坚持拍戏,从不叫苦。直到有一天,老人晕倒被抬下去,治疗后又继续上阵。他们的敬业精神让高群书感动不已。

  对于影视圈的门户之见,高群书颇为气愤:“现在媒体都把电影导演神圣化了,电影导演好像也很受用。一些电影导演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从来都不看电视剧。这种话一听就知道太假,拿假当个性,你说电影能拍好吗?”他告诉记者,他的榜样是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高群书说:“多少年来,邵逸夫只要人在香港,雷打不动每天要看两部电影,好坏都看。他说,这是做功课,看坏电影的目的是告诫自己,公司的电影不能拍成这样。”

  拍电影,不为拿奖为观众

  有专家认为,《东京审判》拍出了中国人的态度和精神,高群书也认为自己拍了一部主流片:“这是一部检讨战争以及战争责任的片子。我要把这一震惊世界的国际事件中的中国力量凸现出来。我们并不想以狭隘的民族复仇心理来对待这场战争。对美好的向往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主流片就是展现勇敢、坚韧、正义、善良、无私、济困解危等人性中美好的品质和情怀的电影。”

  此前,《东京审判》曾参加了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但一无所获。影片参赛的是亚洲新人奖,但最后得奖的却是一部越南电影。对这件事,高群书说:“对上海电影节的事我不是很在意,可能是因为《东京审判》这部片子不够‘文艺’吧,而亚洲新人奖好像是偏重于文艺的。”他接着表示:“我不是为评委拍电影的,最大的奖来自观众。”

  对于很多导演热衷于去国际电影节参赛的现象,高群书很坦率地说:“中国的很多获奖电影有时更像是命题作文。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各个电影节的趣味了。比如,日本人特别喜欢中国农村田园风光,于是,导演们针对日本市场拍一些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就很讨巧。世界上的各类电影节太多了,一些电影人私下都开玩笑说,不管食宿的电影节都不去。这个圈子已出现了一批海外背景的文化掮客,他们知道什么题材能投海外所好,同时也能获奖拉投资。现在一些获奖电影都有海外发行商支持,海外赚钱是主要的赢利模式,国内票房只是象征性的。”

  高群书还表示:“我不反对拿奖,但此风不可长。过去,海外获奖影片的艺术价值大家有目共睹,但现在获奖的影片呢,好像很多观众不吃这套了。一方面,这些年大家看的东西多了,口味也高了。另一方面,很多电影人过于迷恋自己的主观感受,往往把一个好题材做小了。海外成为一个噱头,对中国并没什么太大好处。”他最推崇的导演是冯小刚,他说:“像冯小刚立足国内,同样可以获得不错的票房成绩。电影的商业意义与文化意义怎么结合,对中国导演们都是一个命题。”

  谢晋:好导演应当心忧天下

  谢晋,著名电影导演,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48年开始电影导演生涯,1992年成立上海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并担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1993年任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校长,1995年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院长,1998年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执导《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鸦片战争》等影片,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从谢晋答应接受采访到9月7日正式接受采访,中间隔了一天。助手解释说,他需要准备一下。这种负责的态度很让人感动,从中也不难看出谢晋严谨的作风。

  谢晋很忙,这次破例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完全是冲着《东京审判》的“面子”——“我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在电影中体会到这种心潮澎湃的感觉了!”

  《东京审判》可谓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厚重之作。该片再现了历史事实,让人恍若重回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由中国人执导的电影,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狭隘的民族倾向性。相反,它充分诠释了“战争是全人类悲剧”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主题。

  这些特点与谢晋的作品是共通的。谢晋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映百年来的民族兴衰荣辱上。他用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拍摄有深度的影片,表现出深刻的爱国主义主题。“经典的魅力在于能经受历史的考验,让一代又一代人受益,深入灵魂的东西才是永恒的。”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一直说要多拍些‘留得下来的电影’,几年以后再看,不仅能再现历史画面,让后人了解历史,同时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心灵上的震动和慰藉。”谢晋认为,电影的内容选择现实主义题材,对中国社会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阶层真实生活的概括和典型化,自然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电影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绝非是一句空话。

  中国电影界现在很浮躁,表现在大量的商业炒作、过分追求票房、以及对奥斯卡的狂热,但是技术掩饰不了空洞的本质,形式掩饰不住苍白的内容。“我们的电影人首先应该确定电影的服务对象,明确电影自身所担负的使命。首先应当做的是必须把中国的观众抓住。”说到这里,谢晋声音有些发颤,内心的焦急表露无遗:“不论是从导演角度、演员角度,还是为这股浮躁风推波助澜的媒体,都应该反思:电影市场繁荣的正途是什么?不是炒作,不是虚高的票房,而是满足国内观众的文化需求。”

  谢晋深有感触地说:“我经常会看见一些影视圈内的人的名片上印着‘一级编剧’或者‘一级导演’的头衔,这种叫法很滑稽。真正好的导演应当心忧天下。导演的浮躁,说到底就是因为让名利心蒙住了眼睛。”

  谢晋时代的电影,没有商业炒作,却能深入人心。谢晋用自己的电影时代,告诉当代电影人:电影的本质是立足于生活的艺术。

  作为奥斯卡评委会委员,谢晋认为,现在电影的商业味道让中国电影迷失了方向。其实电影商业化是必然的,因为电影是商品,是一种具有文化、艺术特征的商品,它的价值必须在市场流通中才能实现。但现在的电影人似乎不清楚,电影商业化关注的重点是消费者——电影观众的需要而非奥斯卡评委的口味。

  关注观众的需要,不等于质疑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但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国际大片之所以在非本土市场满载而归,是因为抓住了不同国家人们普遍的精神需求,这也是好莱坞影片英雄主义盛行的原因之一。有一件事情让谢晋颇感兴趣:媒体报道说《东京审判》吸引了好几家日本片商,他们说“《东京审判》是中日两国共同关注的题材,大部分日本民众渴望了解历史的真相”。对此,谢晋认为,中国电影要真正走向国际,不是单纯靠商业运作和巨额投资,应更多地注重影片内容的真实性、贴近性,更多地考虑观众的需求。

  秦怡:现在有内涵的电影太少

  本刊记者 李鹭芸

  “电影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大众艺术,是实现教育、传递思想、沟通情感的工具,是一个弘扬民族精神的阵地,应该努力发挥其满足人民对文化艺术需要的功能,实现其深远的正面影响力。”9月6日,84岁高龄的秦怡谈起她为之付出青春的电影事业,依然掩饰不住自豪和依恋;而对于“电影服务大众”这一点,她已将其视为天经地义。

  谈起她所塑造的经典人物,秦怡的话语无意中便多了起来。她认为即便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也可以发出特有的光芒。她特意提到:“要努力尝试选择不同层次的人物作为塑造对象,小人物的真实情感同样能吸引观众,反而越是小人物,观众越能接受,因为这些人物形象的影子就在观众身边。”

  “解放初期,花50万元拍一部电影,影片出来后,尽管在发行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策划运作,但还是拥有了很多观众,并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而现在的影片,投资动不动就上亿,观众除了感受到影片的画面冲击力外,过后一般都不会有什么思考,更谈不上产生情感共鸣,这就说明影片的内容比较空洞,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是有偏差的。因此,单靠精美画面支撑的电影,生命力自然是不能长久的。”

  对于近年来电影界的浮躁问题,这位老一辈艺术家虽然没有予以直接的点评,但语气中不禁流露出些许抱怨和遗憾:“现在有内涵的电影太少了,那些大片我很少看,觉得看了没什么大的意义,不过电影的广告倒是看了不少。有的国产电影片子还没拍完,广告已经铺天盖地了。”

  “那您一定也听说过最近上映的《东京审判》了?”记者问道。“看过,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这种片子就是需要宣传,要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它能让观众了解历史,了解真实。”秦怡打破了原先平缓的语调,记者也感觉得到电话那端她心情的起伏。

  谈及奥斯卡,秦怡认为,以奥斯卡为目标也不是不好,国外的电影在制作技术、表现手法、色彩的运用、场景的布置方面,还是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奥斯卡不是衡量影片好坏的绝对标准;秦怡说:“在我看来,一部能够再现事实、再现人物的影片才是好的影片。”

  其实,从采访一开始,记者一直想了解一个问题:在老一辈艺术家看来,什么样的影片才是值得一看的。在与秦怡的交谈中,答案渐渐清晰起来——

  “好影片首先要对观众负责,要在真实塑造人物上下功夫,其中包括塑造的人物的真实性,以及演员对角色性格的把握和真实情节再现。演员的表演以及服装、道具等细节都要尽量贴近生活、尽量再现事实,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生活中的性格、情感;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塑造的人物形象走进观众;对于演员的专业素质来说,体验生活很重要。”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谈论现实,秦怡流露出了老一辈艺术家沉稳的作风:“对于我没看过的电影,我没有发言权。但是作为观众,我希望中国的电影人能创作出更多有内涵,让观众有所收获的,或是能满足观众的某种情感所需求的电影。”

  采访进入尾声,交谈中秦怡句句饱含期盼,或许这就是她在一路走来的电影岁月中那份闪光的沉淀。这也让记者感觉到真正可以遏制现在电影界浮躁风的,恰恰就是老一辈艺术家对名利的淡泊与平静,对电影事业的热情,以及对民族文化、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编辑:吴菁 美编:叶超) 
 
    人民网―《环球人物》  2006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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